广州培英中学文科班的女生阿泳高考(论坛)成绩612分，但是却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面临无学可上的局面。尽管阿泳愿意和学校签订协议，在校期间如因心脏病出事，学校不用担责；并且阿泳买了商业保险，生病住院花费也不会要学校负担，但她所报考的第一志愿暨南大学仍在犹豫是否录取。
阿泳遇到的困境暴露出高校招生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虽然阿泳愿意签署类似“婚前协议”式的免责文件，但作为官方机构的公立高校，是找不到接受这种条件的依据的。而且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的意外事故及至日常生活，高校都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因此在招收阿泳这样的“问题”学生时，相关高校慎之又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当前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把学校塑造成了一个超级保姆，为以教学为主的高校平添了很多额外责任。如关于大学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我国现在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学校管理、行政处理和司法裁决都处于十分困惑的境地。由于整个社会氛围对高校持不信任态度，只要学生有事故发生，家长和社会往往想当然的认为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基于这一“公平归责”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大学生如果无端受害而应由自己承担损失时，却能堂而皇之的向高校寻求救济。即使学校毫无责任，对此也往往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被迫给予受害学生道义上的补偿。这给无形中给高校的管理增加了压力，高校在承担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要时刻关心学生的身体、情绪变化，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在“责任到人”的管理模式下，最终承担损失的往往是本不相干的辅导员和班主任等普通老师。
又如2004年教育部发布的禁止大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的禁租令，不仅合法性存在问题，而且可操作性极低，它免除了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但对于大学生的校外租房行为基本上没有制约效果，却为高校又增添了一种“保姆”职责。类似的责任泛化的不合理规定还有很多，使得高校不堪重负。
阿泳的难题在于，按照教育部的招生规定，高校可以不予录取。不过如此以来就剥夺了一名品学兼优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与宪法精神相违背，舆论上高校自然也处于被动地位。阿泳的“免责协议”式设想很美好，但相关高校难以找到签署此类文件的依据，即使签署，在责任极度泛化的管理模式下，万一以后出事高校仍然无法逃脱责任。
阿泳带来的难题本应出给教育部等主管部门，但现在承受的只是她自己。希望能够通过阿泳这个个案推动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并且给责任无限扩大化的高校适当减压，圆无数阿泳们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