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久受关注的高考(论坛)改革问题近日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教育部官员称，媒体披露的改革方案只是建议版本，正式方案的出台还有待时日，但此消息一出即引起热烈期待与多方议论，教育部的匆忙澄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改革的迫切性与公众就改革必要性形成的共识。
回溯历史，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一个封闭、割裂、机遇匮乏的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因而也成为了中国改革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的主要精神力量在于，它使一种公平的价值观得到复苏，提供了一条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的相对制度化、固定化的渠道，从而产生了更广泛的“溢出效应”，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
现在，由于高等院校的“扩招”和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高考所发挥的这一作用已经不似过去那么重要，但它仍然是验试社会的公平精神、拓宽社会流动的主渠道之一。我们也应从这一点出发，对高考改革的拟议方案进行深入的评估与检讨。因为高考已经不止是一场考试那么简单，而是背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承载着巨大的社会期待以及近年来因种种弊病而导致的巨大失望，所以，对高考的改革已不能只是技术性的修枝剪叶那么简单，而是必须对问题的根基有所触及，以更好地彰显公平的精神。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许可以将高考理解为人们对于一种稀缺性的教育资源的争夺，它为这种争夺提供了一种游戏规则，虽然未尽完美，但毕竟好过纯粹的权力逻辑。这一资源的供应者为高等院校，需求者则为全国各地的高中生及其所属的家庭。
先从需求者的方面看，目前广泛的“高考移民”现象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竞争教育资源的人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不同省份之间分数线的巨大差异、考试地点与户籍的挂钩，必然使成绩与能力相同的人无法得到平等的机会，就像一场不公平的拍卖，一些竞拍者受宠有加，一些则备受刁难。这种不公，日渐成为公众对高考制度不满甚至愤怒的真正根源。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选择迎合。从而使掌握较多权势与财富的公民为其子女赢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使高考背离了其弥合社会差距的原初价值，而产生了加深社会裂痕的效果。
再从资源的供应者一方看，这一角色一直是由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但中国的大学带有旧体制留下的深深的行政痕迹，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超脱的、纯教育性的社会机构。行政干预使大学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因材施教的教育资源，也滋生了大量的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由此而论，大学的独立性亟待加强，近年来学界也有学习英美大学自主招生模式的呼声。但在错误的环境下移植某种制度，反而容易产生“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效果，让一些日渐官僚化的大学管理者完全自主招生，反而会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态势。故而在推行大学自主招生之前，首要的任务应是建立真正“学术自治”的大学。
现行的高考制度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有古代的科举作为制度资源，要求取消高考、推倒重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拒绝对高考进行深层次、制度性改革的理由。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主义乃至自由主义思潮中，减弱财富与权力的遗传效果，使贫寒之士可以升居庙堂，富家子弟不得永享祖荫，一直是一种重要的诉求。如今的中国，更应以这样的公正价值观为导向，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提高社会的流动性与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