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减少40万。姜钢否认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是因就业难造成的说法，说这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
1020万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750万，这意味着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84万人弃考。
当“高考人数减少”用漠然的语气说出
为什么高考人数减少能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为什么不少公众能从中读出社会的危机，而到了教育主管部门那里，仅仅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这些似乎都不是教育部考虑的事情，教育部考虑的是如何给高考人数减少戴个“帽子”，以避免舆论和社会的指责。
教育部的姿态恰恰印证了公众的无力感，更能激发公众的忧虑，更有可能带来社会教育危机的加深而不是弱化。高考人数减少之所以成为公众议题，与该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与公民权利和机会密切相关，更与公众对社会的信心和希望相关。
面对高考人数减少，我们最起码要弄清楚是哪个阶层的人数在减少？在教育部的回答中，我们无法找到答案，或者说是有意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高考人数减少背后的公众无力感在于，这种现象是下层人群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显现，是社会阶层间流动异化的折射，是社会不公正传承概率的隐喻。那么，当教育部漠然地说出高考人数减少源于适龄人口减少，不正是更加重了公众的无力感和焦虑感吗？舒锋
自我放逐背后的无奈
只有穷人的孩子，才会面对就业危机、高额的学费，进行愁肠百转的“犹豫”和“权衡”——上大学合不合算？最终有人洒两颗酸楚之泪，挥挥手望大学而兴叹。人往高处走，这是一种朴素的人生愿望，当放弃高考这一机会之后，改变命运的途径只能是外出打工，走上与其父辈近乎雷同的人生轨迹。
考不考大学，是个体的自由，但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考大学，就是令人警惕的自我放逐。我们要正确品读这种自我放逐背后的悲苦与无助，以及由此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底层人固化危机。
陈一舟
但愿能捅破一些“泡沫”
弃考的出现固然可以说是多元化的社会有了多元化的选择所致，大学不再是的选择也的确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大学性价比的下降恐怕同样难辞其咎。此外，84万考生弃考，更是给大学的肆意扩张与跑马圈地敲响了警钟。
考生数量的回落固然无需被无端放大，更不必被过度阐释，不过，这至少是对“高校需求无限，大学扩张有理”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但愿能够戳穿一些谎言，捅破一些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