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生在吉林松原、九台、农安等地的高考疯狂作弊事件，舆论从公民道德、社会风气、政府管理、教育制度等各层面进行了剖析。越看越乱越迷茫，因为其中的哪一项原因都与其他原因相互交织，解决起来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在我国还停留在象征性的组织层面，没有决策与监督的权力。 其二，调整招生按省统一分配名额的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到地级市(甚至县)。此举有三方面好处：一是均衡同一省区内部各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问题；二是彻底淡化各地级市的升学率竞争，改变各地把优质资源集中到一所学校与其他地区竞争招生名额的资源配置模式；三是让本地区民众意识到，孩子的升学就是这一地区之内的竞争，大家作弊的结果，仍旧只有那么几个招生名额，家长也自然会从参与作弊转而检举、监督别人的作弊行为。 事实上，在目前各地的中考中，已经尝试招生指标细分，而由于招生指标的细分，也进一步方便民众对招生过程的监督。高考也不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相较于整体教育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来说，这种改革更具有操作性，也会为整体改革创造基础。
对于这些作弊事件，有一些情节很违背常理，比如家长围攻监考老师、围攻公安局的屏蔽车、围坐在“坚决打击各种高考舞弊行为”的横幅下大谈考试作弊手法，而对于家长们的上述做法，除了大谈作弊手法不应“因言获罪”之外，殴打监考老师、围攻屏蔽车，已严重违法犯罪，却不见公安部门立即处理。
在我国还停留在象征性的组织层面，没有决策与监督的权力。 其二，调整招生按省统一分配名额的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到地级市(甚至县)。此举有三方面好处：一是均衡同一省区内部各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问题；二是彻底淡化各地级市的升学率竞争，改变各地把优质资源集中到一所学校与其他地区竞争招生名额的资源配置模式；三是让本地区民众意识到，孩子的升学就是这一地区之内的竞争，大家作弊的结果，仍旧只有那么几个招生名额，家长也自然会从参与作弊转而检举、监督别人的作弊行为。 事实上，在目前各地的中考中，已经尝试招生指标细分，而由于招生指标的细分，也进一步方便民众对招生过程的监督。高考也不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相较于整体教育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来说，这种改革更具有操作性，也会为整体改革创造基础。
家长为什么会如此？媒体报道称，是担心别人作弊而自己孩子不作弊会吃亏，有关评论也认为守规则吃亏导致作弊风越演越烈。那么，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公安部门为何不立即对围攻行为进行处理呢？媒体报道没有涉及，有评论者推测是高考作弊的产业化和黑恶化，亦即围攻者可能不是家长，而是黑恶势力，有关部门不敢管——— 有监考老师说不敢多管，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以上逻辑分析，似可理清脉络：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介入，教育主管部门、公安部门退却，其他家长也随之被迫卷入作弊之中，于是疯狂的作弊由此上演，老师卖器材、家长“买场”。但这种逻辑仍有不完备之处，不得不持续追问的是，人多势众的家长们为何不去喝止少数人的作弊行为，却都积极参与到作弊中来呢？为何不以集体的力量阻止不法分子殴打监考老师、围攻屏蔽车，及时检举作弊者？他们难道不明白，阻止少数人作弊，回归良好高考秩序，能够程度保障自己孩子的公平权利？即便自己与自己孩子被迫参与作弊，难道他们没有一丝内心谴责(不相信作弊者内心没有一丝不安)，不明白仍会有“作弊程度”不同的不公平问题吗？
自己与自己孩子被迫参与作弊，难道他们没有一丝内心谴责(不相信作弊者内心没有一丝不安)，不明白仍会有“作弊程度”不同的不公平问题吗？ 或许家长们的这种行为选择，可作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没有合适的渠道整合集体的力量实施对作弊行为的阻止；另一方面，家长们可能并不认为集体作弊对自己的利益会构成直接伤害。前者不难理解，而对于后者的理解，则要联系目前的招生指标分配制度。 目前的招生，高校大多按省市分配名额，而省市之内不再进一步细分，于是，各地级市、各县之间，就存在升学率的竞争与比拼，所谓的升学率排名因此而起。几年前，就有一县政府因为当地高考成绩不佳而向人民道歉。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会有一种“意识”：高考是当地与其他地区的竞争，而不是本地考生之间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当地政府为何会纵容作弊，高考为何监考不严(监考和巡考都是教育主管部门派的)，而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到作弊中来———从媒体报道看，吉林松原那位家长之所以向媒体哭诉，是因为他家孩子的答题卡被撕坏，而不少家长对记者的报道是反感的。 从长远看，治理高考作弊，需要对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等进行根本改革，对地方治安、法制环境进行综合治理。而眼下仍应努力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点头绪，加以治理： 其一，各地高考考委会中成立家长委员会，由当地各校家长选举组成，代表家长监督考试组织，并及时向媒体公布监督的情况，这可以及时发现考试组织中的安全漏洞，督促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在国外学校、学区中普遍存在，而
或许家长们的这种行为选择，可作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没有合适的渠道整合集体的力量实施对作弊行为的阻止；另一方面，家长们可能并不认为集体作弊对自己的利益会构成直接伤害。前者不难理解，而对于后者的理解，则要联系目前的招生指标分配制度。
在我国还停留在象征性的组织层面，没有决策与监督的权力。 其二，调整招生按省统一分配名额的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到地级市(甚至县)。此举有三方面好处：一是均衡同一省区内部各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问题；二是彻底淡化各地级市的升学率竞争，改变各地把优质资源集中到一所学校与其他地区竞争招生名额的资源配置模式；三是让本地区民众意识到，孩子的升学就是这一地区之内的竞争，大家作弊的结果，仍旧只有那么几个招生名额，家长也自然会从参与作弊转而检举、监督别人的作弊行为。 事实上，在目前各地的中考中，已经尝试招生指标细分，而由于招生指标的细分，也进一步方便民众对招生过程的监督。高考也不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相较于整体教育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来说，这种改革更具有操作性，也会为整体改革创造基础。
目前的招生，高校大多按省市分配名额，而省市之内不再进一步细分，于是，各地级市、各县之间，就存在升学率的竞争与比拼，所谓的升学率排名因此而起。几年前，就有一县政府因为当地高考成绩不佳而向人民道歉。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会有一种“意识”：高考是当地与其他地区的竞争，而不是本地考生之间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当地政府为何会纵容作弊，高考为何监考不严(监考和巡考都是教育主管部门派的)，而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到作弊中来——— 从媒体报道看，吉林松原那位家长之所以向媒体哭诉，是因为他家孩子的答题卡被撕坏，而不少家长对记者的报道是反感的。
从长远看，治理高考作弊，需要对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等进行根本改革，对地方治安、法制环境进行综合治理。而眼下仍应努力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点头绪，加以治理：
其一，各地高考考委会中成立家长委员会，由当地各校家长选举组成，代表家长监督考试组织，并及时向媒体公布监督的情况，这可以及时发现考试组织中的安全漏洞，督促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在国外学校、学区中普遍存在，而在我国还停留在象征性的组织层面，没有决策与监督的权力。
其二，调整招生按省统一分配名额的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到地级市(甚至县)。此举有三方面好处：一是均衡同一省区内部各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问题；二是彻底淡化各地级市的升学率竞争，改变各地把优质资源集中到一所学校与其他地区竞争招生名额的资源配置模式；三是让本地区民众意识到，孩子的升学就是这一地区之内的竞争，大家作弊的结果，仍旧只有那么几个招生名额，家长也自然会从参与作弊转而检举、监督别人的作弊行为。
事实上，在目前各地的中考中，已经尝试招生指标细分，而由于招生指标的细分，也进一步方便民众对招生过程的监督。高考也不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相较于整体教育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来说，这种改革更具有操作性，也会为整体改革创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