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
这是《新世纪周刊》第4次推出大学满意度排行榜，今年我们特别关注了大学在就业满意度方面的表现。在学校和社会都紧盯着就业签约率的时候，看一看学生对自己找到工作的满意度，也许更加以人为本。
和其他大学排行榜不同的是，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是由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所在学校做出的评价而形成的。学生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消费者，由他们结合切身感受来评价自己的母校，也许更为权威，对选择学校和专业的考生更有参考价值。
我们讲述了陈家三代人在选择专业上的欢笑与无奈，今天的大学生至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拥有着更多种的可能。和热门紧俏相比，陈家那种“选择兴趣”的方针，也许更明智。
祝福一下就业大军中拼搏的毕业生，给自己减压，不要被找工作的压力压垮。
《新世纪周刊》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课题组
组长：欧阳海燕
试金之年
经济危机是一块试金石，就业难把浮夸的大学打回原形
■本刊记者/汤涌
这个6月特别残酷，尤其对于大学生来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的推算，到2008年年底就有100万大学生难以就业，今年还有超过611万人毕业。
和《新世纪周刊》的2008年大学满意度排行榜相比，今年各大学的满意度可谓惨淡，去年5所大学的满意度分数超过80，排名第一的上海交大91.091，今年除了仍占鳌头的上海交大超过80分之外，没有一所大学的满意度超过80分。
但即使在最灰暗的形势里也有亮色：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大学在2009年多数表现得非常坚挺，这并非偶然。
亮色长三角
上海交大2007年排在第4位，2008、2009年则两次排名第一。2009年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当中，有上海交大、华东师范、上海财经、华东理工、南京邮电和浙江大学6所地处长三角的大学。
长三角能给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里城市密布、交通便利，上海是金融中心，还有世博会这样的大项目。周围的一些工业区有大量的制造业项目，可以消化许多技术人才。
周边的城市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周边的一些小型卫星城，形成了一个城市网，这些城市和上海相比，户籍政策更为宽松，气候风景也都很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拥有工商业气质的城市往往对外地大学生比较宽容，城市会保护外来建设者的合法权益。杭州的“70码”事件之后，“老杭州人”也会为老家在湖南的“新杭州人”谭卓打抱不平，对飙车者愤怒声讨，显示了这类城市的独特魅力。
和长三角相比，北京周围没有能够消化大量毕业生的城市帮忙，尽管多年以前国家就试图把京津唐变成联系紧密的一个经济区，可惜天津和唐山都帮不上北京太多忙。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大多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下来，哪怕成为所谓的“北漂”。
上海的房价在经过了2008年下半年的回落之后，在2009年3月就开始小幅度微升，房价是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晴雨表，至少能够代表一部分人投资消费的信心。
这也许会给考生和家长一点启示，挑选学校的时候，是能够决定日后的发展方向，长三角，尤其是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出国留洋深造的风气很盛，好学校和就业机会也都很多。
难熬的财经类大学
财经类大学的日子比较难过，2009年的金融业不太景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是薪水高、工作累的代名词)和许多银行都减少了用人计划，或者干脆裁员，薪资水平和几年前相比降低了很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41位下跌到67位，中央财经大学从40位跌到76位，中央财经大学2008年的就业收入满意度为16.9，2009年仅为14.9，这严重拉低了该校的总分排名。
落差的大学是东北财经大学，该校从2008年的第9位，降低到了现在的95位。
有些学校尽管并非财经类大学，但的专业是金融、经济一类，这类大学在排行榜中也下降得非常明显，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从31位降到了77位(该校的满意度下滑也跟生活不便有关，在对学校伙食满意度分榜单上，该校名列倒数第一)。
一个例外是上海财经大学，在财经类大学集体下滑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从26位上升到第6位。
上海财经大学2008年曾经有过一份统计：尽管金融业在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比起其他一些专业来说，就业率和收入仍然令人满意。目前世界上最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将会在2010年复苏，所以作为考生来说，选择金融、财会一类的专业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毕业的时候，是2013年。
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也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保持了不错的态势，从2008年的25位上升到了今年的14位。
拥挤的武汉
昔日大学拼命扩张的武汉，如今面临着就业难的尴尬。
武汉是全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超过了百万，也超过了北京和上海。2009年武汉的大学毕业生总数是25万人。到3月23日为止，武汉市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是，仅仅有20.56%的人签约(这里的就业也包括出国、考研和决心自己摆摊，这是中国大学统计就业的惯例)。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学校签约率稍高，超过了三成。
此外，武汉还积压着历年来没能就业的大约4万毕业生。
即使华科和武大这样的学校，学生对自己面临的困境也并不满意：武汉大学的排名从65名降低到今年的80名，华中科技大学尽管从70名提高到60名，其满意度排名仍然和自己的名气不符，加上62名的华中师范大学和108名的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的各大院校几乎都集中在大学满意度排行榜的后半段。
武汉作为一个地处长江中游的省会城市，并没有消化掉全部毕业生的能力，有大学生曾经抱怨过，说武汉的软件园没有太多好企业，和上海相比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统计，每年大概有一半的毕业生会留在武汉发展，其他的一半将会去京、沪、穗、深圳等地发展，可谓是一个进口高中生出口大学生的城市。这些出外发展的毕业生势必要和当地的大学生展开竞争，而在当地就读大学的学生，即使算不上对城市熟门熟路，至少在招聘会、面试等各种环节上都以逸待劳。
在金融危机来临，四地减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走出去就业的武汉大学生就业也就越发困难。如果自己的家不在北京或者上海，想要获得当地户籍几乎没有可能，按照北京人事局的说法，人不是北京人，学不在北京上，这叫双外生，你可以留下工作，不过只能暂住在北京。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大学生是自由的，可以决定自己在哪里生活，从事什么工作。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日子里，曾经有上海的船舶专业大学生，被分到新疆塔里木河去造船。
其实，那河平常没有水。
三代人的专业选择
陈家三代七口人在选择专业时如此决定：第一代听国家需要，第二代看自己兴趣，第三代走进了美国高考考场
■本刊记者/杨东晓
陈家七口人，在距二儿子陈钢赴美读博士8年后，终于在2009年春节留下了一张合影，六口人在北京，陈钢一人在美国，他的影像通过视频传到家中，跟家人合了影。
陈家七口人中，三位大学本科、一位硕士、两位博士。最年幼的第三代，不打算参加内地高考，而是去香港参加SAT考试。
全中国都学俄国话
陈家的第一代大学生“老爷子”陈立柱、“老太太”陈淑英，中学是同班同学。1955年，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高考生中，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报考了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当时三中、一中和四中还各有一位同学考取北大该专业。
当时高中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没有家长的指导，对于高校的了解除了学校的影响外，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1950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一边倒”向苏联，从1949到1960年间，苏联援华专家约有1.8万人。
学俄文在全国成为头等大事，各地建立了约30多所俄文专科学校。这还不算综合大学的俄语本科专业。至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不等的短期俄语翻译训练班，更是雨后春笋。2009年4月，在一次纪念乌克兰大诗人舍甫琴科诞辰195周年的会议上，陈立柱遇到一位朋友、当年短训班毕业的翻译，两人还回忆起曾经有人把“胸有成竹”翻译成“肚子里有根小棍棍”，吓得苏联专家马上要送这位翻译去医院的故事，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希望能够悬壶济世的陈立柱，在中苏友好浪潮的感召下，决定报考俄语专业，他交上去的高考志愿表，只填了一个学校和一个志愿“北京大学俄语系”。因为他在看鲁迅的书时，得知鲁迅的朋友、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是北大俄语系主任。1955年的8月，他如愿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陈立柱考进北大那年夏天，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淑英也收到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报考俄语是因为一句口号：“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俄语生改当英语师
上海俄专在陈淑英入学的1955年改为四年制本科，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两年后，中苏关系在高层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57年4月“俄语人才过剩”的说法，在中国各大专院校俄语专业的学生中流传，5月，学校正式宣布高教部的决定，允许俄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转系。条件是，如果转文科，就不用考试，如果转理工医农，还要参加1957年的高考。陈淑英、陈立柱等俄语学生经历着又一次专业选择。
陈淑英觉得这是党的号召，应该积极响应。于是就报了农学。她还没参加考试就被转入了南京农学院，从头开始念了四年农学本科。
农学专业在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并没有派上用场。1961年她被分配到江苏省金坛县农林局，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农技人员都没有事情可做。后来组织上派她到县中教俄文，*期间她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英语培训班”，改教英语，从此开始了英语教学生涯，最后在高级教师的职务上退休。
北大就读的陈立柱在1957年也面临着重新选择专业的问题，这一次，他决定按着自己的理想转入医学系。学校给他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化学和生物。
此时，正值反右运动前期，一位和他一块复习备考的同学跑过来：“陈立柱，我们不要再复习了，别考了。右派正在向党进攻，我们应该起来保卫党参加反右斗争。”但陈立柱选择了坚持复习，并参加了1957年高考。
高考的结果是，陈立柱在暑假里收到一份北大的通知，上面写道：
一、你已被录取到XX医学院；二、你的分数过线，正在为你联系学校；三、因成绩不够，未被高校录取。一个“勾”打在第二项上，但临近9月开学，他还没有收到医学院的通知，只好又回到北大俄语系，继续他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
“这时候回北大系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半个多世纪后，陈立柱回忆起自己当年转系未成，全校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场景，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专业思想不巩固”、“追求个人名利”的定性定格是免不了的。
1960年，受过五年俄语本科教育的陈立柱由于“转系”事件，在毕业分配时遭遇到了“秋后算账”。在后来的更多年里，俄语专业毕业的陈立柱是以英语老师的身份教书育人。
他再次接触俄语，是在大学毕业18年以后。1978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他的家乡徐州引进一套苏联火力发电设备，他成了仅有的5名俄文翻译之一，终于学有所用。他在火电厂落成后，转行成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一名倡导者。
2008年下半年，北大俄语系举行纪念翻译家魏荒弩诞辰85周年活动，在陈立柱发言前，系主任介绍道：“陈立柱同学，是我们系校友中搞俄语科技翻译的、《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杂志原主编……”，陈立柱接过来说“也是一位收破烂的。”
70年代：化学还是计算机？
陈立柱与陈淑英在1962年缔结连理，长子陈钟生于1963年。1979年陈钟16岁，“*”后的中国刚刚恢复了两届高考。本着“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精神，学校允许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提前一年参加高考(当时高中是两年制)。
曾经获得过江苏省化学竞赛二等奖，其他功课也符合“成绩特别优异”的条件的高一学生陈钟，被学校推荐提前一年报考大学。
陈立柱对母校情有独钟，所以陈钟在填报志愿时，遵父亲指导，两个专业志愿都填了北京大学。考虑到化学竞赛中获过奖，所以，第一志愿报了化学系；他虽然热爱物理和数学，却认为在中国，学化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化学工业正蓄势待发。这一时期，荣毅仁还为全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仪征化纤筹资，发行了海外债券，结束了中国长达20多年令国人骄傲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思维模式。
陈钟的第二志愿是北大计算机专业。当时，他们父子的脑海里，计算机虽然还是庞然大物，但却是新兴学科，计算机专业在未来不仅会成为热门行业而且用途广泛。
北大化学系在江苏省招收4名学生，计算机系在该省只招两名学生。而本省的高校在这两个专业上却招40多名，学校希望考生多报本省高校，以保证升学率。
校领导看到陈钟两个北大志愿的报名表时，说：“南大北大口气大，还是本省高校更保险”，力劝陈钟改报学校。犹豫的陈钟给父亲打电话问怎么办？得到了父亲坚定的支持“一字不要动，立即把表交上去！”陈钟坚持了自己的志愿和理想，成了“极少数”。后来的一切证明，北大计算机系负责招生的老师真是慧眼识人，五中校长激动地抱住陈钟：“好孩子，还是你爸有眼力”。
16岁只身北上的陈钟在北大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业，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了筹建北大青鸟软件集团。曾任北大青鸟集团的技术总监、北大青鸟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和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02年担任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院长。
八十年代：“随兴吧”
陈家的次子陈钢，比哥哥小五岁，现在是一位留美的海洋生物遗传学博士，但是他的母亲总是说起他的多才多艺。在母亲的口中，他从小爱听爱学相声，睡觉时也离不开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天天听“阅读与欣赏”、京剧、足球赛转播。怕她做饭枯燥，总是跟在*后面给妈妈讲故事，做一顿饭，他能讲好几个故事，都是从书上看来的。
1986年，陈钢毕业于江苏省级重点中学徐州一中时，得到了一张报考北京大学的推荐表，他只贴了8分钱的邮票，就把自己的理想和志愿托付给邮局了，也没有人提醒一个高中生，为什么中国邮政还要设置“挂号信”，那时还没有特快专递。
北京大学并未收到这封只贴了8分钱邮票的特殊函件，他被推荐的计算机专业也不知道有一位成绩突出的学生远在徐州。陈钢后来被山东海洋学院录取，现在他的母校已改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管理”本科毕业后，厦门大学正好设置了“国家重点学科”海洋生物学，陈钢考取了李少菁教授的海洋生物硕士和博士。
陈钢的妹妹陈思说：“我二哥从小就非常喜爱生物，其实就是热爱大自然，他还报考北大生物系，被调剂到海洋学院。”陈钟在20多年前，从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一步步进入到大海更深邃的领域。
九十年代：外贸热
1991年，轮到陈家老三陈思高考了。她是全徐州市保送进一中的12名学生之一，在高考前夕还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少年摄影比赛。这种放松的状态被他的父亲解释为“我们从来不给孩子压力，这是源自老北大的自由民主精神”。
高考前她甚至不考虑报什么专业，因为她哪们功课都喜欢，并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学好。然而，高考一役却爆出了意外，就像她在高考前获奖作文的标题《意外》一样，只过了三本分数线。经验丰富的父亲决定在这种失利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地点和专业了。地点当然是北京，出了两代北大人的陈家，对这座城市格外热衷。专业上，在90年代初有几种最热门的可选项：对外贸易、金融和企业管理。这个年代，急需的是经济方面的人才，人们更加注重应用学科的选择，主要还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于是，陈思的父亲为她选择了北京轻工学院(今北京工商大学)工业外贸专业，陈思入学后发现，她们班上有30位同学，而且是大陆上的省份每省一个名额。这就是9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培养外贸人才时的一个切面。
陈家老二老三都有高考失利的经历，他们的父亲认为是他们临阵没有发挥好，但陈思认为“也不是不会应试，我们在学校里平时的成绩都非常好，但是高考这种制度，可能使我们心里有潜意识地反抗。因为我和二哥都属于全面发展的、有素质有能力的学生，对于考试这种形式，根本就不会在意”。
但是，他们同代的千军万马，却很在意“一考定终身”——因为脚下是一根独木桥。
21世纪：远离中国高考
陈家的第三代出生了。
陈钟与妻子郭颖忠是北大计算机系先后同学，他们的女儿1992年7月4日早晨出生在北大临湖轩不远处的校医院，起名叫“陈晓轩”。
现在读高二的陈晓轩，正赴香港参加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考试，SAT现在考三门课程，用中国式的说法是“语文”、“数学”和“作文”，此三项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她的心理素质看上去比她的姑姑陈思还要好。陈思曾经问过她：“你怎么会觉得外国大学更好一点呢？你的决定有没有错？”陈晓轩的回答像个成年人：“既然决定啦就不管啥对错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英语环境。”陈晓轩小学时期先后跟着母亲和父亲在新加坡和美国上过几年学，一度英语比汉语表达还要好。
即使小时候没有在国外上过学，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每年也有不少中学生直接考到国外上大学，见报的一般是某市高中生被哈佛这样的录取了。但更多的中学生考入了美国其他知名大学，只是并不见报。2008年的统计表明，仅北京就有1万多高中生参加了SAT考试，全国SAT考生就有两万多名。
到国外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陈晓轩目前还没有想好，而美国的大学，能够把大一大二两年的时间交给学生去体验和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学什么专业，到了三年级才由学生决定到底学什么专业。一二年级时虽然有了“系”的差别，但是有些“系”分得并不“细”，而是相当地粗。
陈晓轩的父母都有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支持孩子到国外上大学的想法。他们认为，高中毕业就到国外上大学，孩子的成长之路可以更为国际化一些。陈晓轩的父亲陈钟，曾被中央教育电视台请去谈大学生就业专题。他强调社会发展形势、专业走向是选择大学专业和就业方向的依据。这对父母在今后的专业方向上给过陈晓轩建议而非指导，他们只提出法律或经济类可供选择参考，至于最终她学什么专业还是由她自己决定。父母是放权的。这种家风，比她祖父家的“自由和民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6岁正值多梦时节。陈晓轩一入北大附中，就参加了10多个校内社团组织。她是全校乒乓球赛个人亚军，还带领她们班的篮球队打成了全校冠军，也练过跆拳道，还想当乒乓球运动员。高二课业忙起来以后，社团活动虽然打了对折，但在频频闪烁“理想”的少女时代，她尝试多种计划：曾想当作家、用英文写过剧本，在学校导演过英语话剧，好像什么都要实践一番。
70后和90后有“代沟”，陈思特意向《新世纪周刊》提到，一位85后男孩对她说“我是不能受累的”。“异曲同工”的是，一位90后小姑娘告诉她“吃苦和我是没关系的”。
一家之长陈立柱不无感慨：“现在的青年人跟我们50年代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太好了，都不愿吃一点苦。”他在庆幸儿孙们赶上好时代的同时，还希望孩子能自觉地承上启下，自觉地去磨炼自己。
就在接受采访的这天晚上，陈晓轩在MSN上对姑姑陈思说：“人总会长大，然后走出去的啊。”
唐钧：大学生就业难是政策失当
唐钧下楼时，把身上全部零钱都给了那个自称是“找不到工作、一天没吃饭的女大学生”，如果她不是骗子，那今年和她一起找工作的，还有611万人
■高胜科
今年611万毕业生，成了2009年的一根敏感的神经。
采访结束后，记者与唐钧一同出门，被一名20出头的女孩拦住。她腼腆又准确地表达了一点希望：能为她买些吃的，“一天没吃饭了，明天我家人来北京接我”，她说自己是个从安徽刚来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花光了积蓄。
唐钧把身上的零钱全部掏出，转身和记者分析这位女孩子说话的真实性。如果是真话，那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是假话，说明该女孩认识到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服务社会的路全被堵死”
新世纪周刊：大学生与其他群体相比，其就业有什么不同？
唐钧：对大学生就业，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这种恐慌是人为的。对大学生就业难，目前存在很多说法，但有的说法值得商榷。比如说“他们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从人格上说，对的，大家都是劳动者。比如说让大学生去农村，下基层，应该为三农做贡献，没错。但从社会分工上来讲，大学生与没上过学的劳动者还有所区别，因为这个群体应该将所学知识用于服务社会。但现在我们总回避这个问题。
新世纪周刊：就业难问题究竟出在哪？
唐钧：主要问题出在政策。按理讲，大学生的服务岗位应该是事业单位，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因为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但目前，事业单位的大门被堵死，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不进人。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时，政府有一大批人进了事业单位，所以现在的事业单位用人是饱和的。这第一条路被堵住了。
第二条路，社会对于专业服务是有需求的，国家应该对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大门打开。事业单位以前是让国家包的，现在应该打开让社会来办，但现在出于对这一领域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又把它封闭了。
第三条路，很多学工科、学理的大学生，本来是该去搞研发，但目前大部分的大企业不搞研发，所以又没有地方可去了。
第四条路，把大学生培养成了硕士、博士，本应回到大学里教书，但是，与大学扩招20%相反的是，教师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增多。甚至目前有很多高校把教师当劳动力、当纯粹的教书匠来使，一个顶几个用，拼命地给他们压课、打分。
于是，能用所学知识来服务社会的路子几乎都被堵死，大学生就业才成难题，这是由政策导致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新世纪周刊：与前些年相比较，当下的大学生就业有怎样的特殊性？
唐钧：计划经济下，因为统一分配，大学生就业不是难题。但现在已变成市场经济，就业变成了双向选择，大学生找单位，单位找大学生。在这种市场背景下，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几年之内不能定下来工作，这是正常的。但媒体一轰，政府害怕了。
越是强调恐慌，越使大学生就业更难。尤其是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企业都觉得大学生就业很难，它们可挑选的余地就更大，于是便抬高用人门槛。
新世纪周刊：现在的一些缓和就业压力的措施是否有效？
唐钧：一些缓解措施也有问题，比如说，让企业给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我很怀疑，这些岗位有多少是新创出来的，它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就业岗位？而且你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工作经验，这本来就很扯淡。
大学生根本就没有工作过，他上哪去有工作经验。况且，你的教育体制不允许大学生有工作经验，而政府又去迎合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错的。
现在推行100万个实习岗位，在将来，如果体制不改变，就会变成用人都需有一两年工作经验以上，你实习一年根本不管用，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借口，中国的大学生是体制造成的没有工作经验。
政策上对创业限制太多
新世纪周刊：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解决问题，该迎合怎样的政策？
唐钧：中国社会有很多的需求还处于冷角，比如对老年人、残疾人服务，政府应尽快把第三部门社会服务的大门打开。尤其是把有实际的服务对象、服务机构的大门给打开。这一领域会给大学生新创造出来很多岗位，让他们也可以去自主创业。
曾有一个调查，说大学生在制造业领域的创业，成功率非常低，只有0.61%，但如果大学生选择这种服务型创业，或者发展新型的服务机构，我觉得成功率会提高很多，大有改观。
新世纪周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与经济结构有关？
唐钧：第三产业没有充分发展。一个国家越往前走，它的第三产业要配套发展起来。比如一个大学教授，如果工资很高，他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可以雇佣司机、保姆，甚至还需要一个管家。
第三产业本身就有一种再分配的性能，会让服务性能变多。当个人和家庭有能力去买这种服务时，这实际上就产生了很多的工作岗位，而不一定是要你政府去安排就业。社会是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要你别那么多限制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政策放开后，很多大学生也会很快改变思维，就不会再是越赚钱的地方越是哄抢，他们会选择做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公益和环保，这对社会发展有长远好处。
很多难题，应该由社会自己来解决，自下而上地去解决，产生创造力，不是说你几个专家关起门来讨论一下，就解决真正问题了。
新世纪周刊：那为什么第三部门的政策迟迟不放宽？
唐钧：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似乎第三部门发展了，然后就会怎样怎样了。可以这么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实际上是因为有着私营企业的力量支持。
4万亿解决不了多少大学生就业
新世纪周刊：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对大学生就业会带来多大的缓解？
唐钧：解决不了多少。4万亿会投向哪些领域，这是首要问题，比如修铁路，主要还是用农民工。修地铁，机械化程度非常高，造就不了多少针对大学生的岗位。
在4万亿中，中央拿出来的只是1.8万亿，1.8这个数字不知道有多少是原本计划就要花的呢。真正新拿出来的钱，并不多。而在1.8之外的2万多亿，是要靠地方配套出，1.8万亿能像钓鱼一样钓到4万亿。
新世纪周刊：大学生就业难，跟学生心态有关系吗？
唐钧：心态是被吓出来的。你应该让大学生们从容地、平心静气地找工作，这个事没必要大肆宣扬。这几年稍微有所改观，前几年，当你7月份毕业，9月份以前你要找到单位，然后不管专业和单位是否适合自己，要先把档案在单位里落实下来，并把档案从学校迁走。这是不对的，也是舆论造成的。
按大学的设施设备，替学生们的档案再多保管个五年十年，又能怎么样呢？为什么追着逼着他们转移呢？何必人为地制造一些社会恐慌呢？
此外，每一年应届高校学生的就业数据，真不得了啊，今年是610万，加上去年的100万没有找到工作的，一共710万，不得了！但是再回头看去年的100万数字，可能只有30万、20万了，这就像一个过渡期，有的是当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不代表没有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
一些农村出身的比较贫困的学生，毕业后先找一份工作有饭吃。你问他，他可能会说没有找到工作，但这不是说大学生没有工作到已经饿死人的程度，所以人为恐慌占有很大成分。
新世纪周刊：在发达国家，它们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可以镜鉴的成熟经验？
唐钧：在国外，学生的假期特别长，比如美国，从5月放假一直到10月，大学生就利用这个时间找地方实习。美国有法律规定，所有大公司都必须有实习岗位。于是等他毕业后，与实习单位彼此都知根知底，就业就变的方便。这种模式可以引入中国，不一定是要到毕业前，才让他们去找实习岗位，而应该利用好假期时间。
不能逼大学生和农民工抢活
新世纪周刊：郎咸平在两年前提到，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经济结构产业链的问题，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在做低端市场，使用的也只是廉价劳动力。
唐钧：是的，现在的政策，就是逼着大学生跟农民工抢工作。几年前提出村官政策，目前又让大学生参军入伍，可以说，在没有新创出岗位之前，其他都是缓兵之计，大学生参军等于把以前农民参军的一个路子给取代。
这等于变相地按照大学生的成本来培养人才，就业时他们又被当成农民工来用。最后的直接结果就是：“读书无用论”的观念抬头。重庆市今年有一万多学生不参加高考。这种现象在浙江一带很普遍，不读大学直接做生意去。
新世纪周刊：就业难应不应怨扩招？
唐钧：确实不怪扩招。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太少，在台湾的农村，随便走进一个家庭，很可能主人就是大学生。家庭主妇就是大学生。
新世纪周刊：教育制度方面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吗？
唐钧：要改革。基础教育，不能总围绕着高考来培养大学生。一流高校，可以理解为，是用的老师来教最会考试的学生，但培养出来的人还仅仅在考试上占有优势。
老师少有机会与外面打交道，而且老师多是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学校，尤其是文科老师，接触社会更少。所以照本宣科的教师，教出的学生也缺乏实际能力，也在照本宣科。这是问题之一，第二，很多高校的学科安排，是根据有什么老师，然后开设什么专业和课程，而很少关注社会的需求。
中国要发展民办大学，现在是把民办大学都当成小老婆生的孩子来看待，这是不对的。
国外的人才培养，虽然也有问题，尤其是遇到经济危机，人才就业也成难题，但人家不逼迫就业。逼学校，逼老师，逼学生，效果适得其反。说实话，为什么叫博士后，因为博士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学就办一个博士后的点，让学生返回到学校。其实在国外，博士后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我的班长我的班
26个年轻人组成了中央财经大学2005级中文班，他们的专业在学校里算得上边缘，不过毕业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工作只要肯找还是有的，他们并非“炮灰班”
■本刊记者/ 张雄 实习记者/ 杨瑛
到6月1号，中央财经大学2005级中文班只有五人尚未明确前途去向。一位柯尔克孜族的女生准备回遥远的新疆老家；另一位怀揣财经记者梦想的姑娘还在等待offer的煎熬中；剩下三位疏于学业的男士一直忙于重修：在毕业前顺利通过所有科目的补考是当务之急，找工作的事还是先缓缓吧。
剩下的21人里，一人出国，两人上研(其中一人为保送)，有四个考研未成者准备来年继续。根据中国大学就业率的统计方法，他们都属于“已就业”范围。
这个班并没有良好的升学运，在去年准备考研的七个人里，只有一人如愿。他们承认给自己设定的目标都有些高：比如清华、北大、人大等学校的热门专业，竞争激烈而残酷。来自河北保定的班长刘杨的目标是复旦，在考研未果后她觉得自己“有点眼高手低”。但刘杨并不打算立即就业，她放弃了找到的一份商场的管理类offer。“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那不是个好职位。现在没有好的机会，就只能再考研吧。”
准备去上班的那些人运气似乎也不错，虽然比起本校那些金融、财政专业的同学，他们收获的offer各种指标上仍有差距。但在近年来中文专业就业率并不景气的行情之下，银行、公务员、国企文秘的去处是“相当能拿得出手的”。
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个班的就业，“我们今年的就业比往届的学长要好。”刘杨说。
学校助力“非主流”
“外界对我们学校的评价就是务实。”班长刘杨认为他们学校在人文功底的积累上比不上北大，但四年下来财经氛围的熏陶让他们变得“更专一些”。
四年前来到这个班的26人里，有25人的第一专业志愿都并非中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是因为文学梦想而选择这里。四年后他们承认，“中央”、“财经”的招牌对于当年一脸懵懂的高三毕业生极具诱惑力。
李竞舟，一个来自河北邯郸的年轻人，谈起自己当年填报志愿时带着自嘲的口气：在封闭的农村长大，对中财一无所知，听县里一个亲戚说中财“还不错”，于是就来了。“实际上，怎么个不错他也说不清楚。”李竞舟笑笑。
中文专业他压根没报。第一次班会课上，他们才发现原来全班只有一人是第一志愿。李竞舟曾闹着要回去复读，当初撺掇他报中财的亲戚听了吓得说，你不要怪我呀。“谁会想着来这里学中文呢？”姜齐云反问。
当一群人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尴尬时，尴尬本身便具有了某种喜剧性。他们的大一在占地27亩的清河校区度过，和“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式的典型大学校园设想有差距。
转专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也需要大量繁复的手续。姜齐云用了半年的时间考虑到底要不要回去复读：他高考成绩614分，超出一本线42分，何不去再拼一年？跟同学聊，老师聊，纠结的结果是说服自己“复读结果也不一定好”。班主任也会过来安抚他们：不要总那么沮丧嘛，看看你们学长们就业率还是不错的吧。就在这种纠结反纠结的拉锯战中，他们的大学第一年过得心事重重。
校方的安抚工作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很快同学们发现，他们四年的课表要多出很多财经类的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管理学等等，这是一般学校的中文专业所没有的。作为代价，本专业的中文专业课课时被压缩。大家很明白校方的用意：学财经课程，拓宽就业面。这一点在专业的名字上就已体现出来：汉语言文学专业财经文秘方向。这个加强版的专业名和课程设置，让这些学生觉得，四年后毕业在三个就业方向上有优势——经济、文秘和管理。
压力催生求职狂
但到招聘时，这个带有财经血统的中文专业在一些单位眼里看来就是个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有人选择了双保险：读一个本校的双学位。班上有8个同学读了金融或会计的双学位，毕业找工作时，他们感受到了第二学位带来的优势：其中四人去了银行工作，李竞舟是其中之一。
大二时他选修了本校会计专业的双学位。在安排得满满的课业之余，他在校参与了一个教育部的项目，2万元的经费，在文科类院校已算是个大项目，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大三，他又去学生处当助理，这是个勤工助学的岗位，在帮老师做事时学会了不少待人接物的规矩。
金融危机在这级学生的毕业学年来临，舆论在一遍遍预测这届学生可能会遭遇最低就业率，老师和家长也不断催促找工作得抓紧。重压之下他没敢怠慢，从大四一开始就留意各种招聘信息。他制作了三个版本的简历，“几乎所有来北京招聘的单位都投过一遍。”他投出去的简历有六七十份，差不多是宿舍其他人投简历的的总数。
广撒网方式虽然多少有些盲目，但很快就能收到一些结果。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任何确凿的offer都是救命稻草，哪怕并不那么合适。
2008年10月，李竞舟收到了广东某核电集团的OFFER。年薪10万，对于一个本科毕业生而言已算丰厚。但李竞舟觉得工作地点太过偏僻——方圆50多公里内没有城市，考虑再三李决定放弃。
12月份，山东潍柴动力来电话通知面试。面试完归来，李竞舟沮丧地跟室友说：月薪1500，太失望了。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中国银行河北分行的笔试、面试接踵而至，但结果却迟迟不来，银行的招聘过程就跟在他们柜台前排队那样让人焦躁。其间南方电网发了offer，但迟迟没有寄来三方协议，李竞舟沉不住气，只好继续往外散简历。中行的招聘结果终于在4个月后确定下来了，他收到了offer。
这份工作的地点在石家庄，但终归是银行业，他签约了。
情托媒体最断肠
在学校开出的那张如川菜馆菜单般丰富的专业课程表上，也有采访写作和传播学等课程。媒体曾是中文系学生毕业的一个重要出口，但金融危机下传统媒体广告量锐减，很多媒体开始缩减人员招聘。今年班上拿到媒体offer的人数是：零。
齐之玉是全班那五个前途待定者中的一员。从她的表情里看不出明显的焦虑，精致又时尚的打扮让她在校园里拥有不错的回头率。遇到熟人问起近况，她会笑言“现在待业”。等人走后便是不经意的一点沉默，但见到记者，她又很快恢复那副笑盈盈表情。
这是个坚信自己定要投身媒体的女生，拥有那种“我为新闻而生”的责任感。在半年来的求职生涯中，她几乎没有考虑过媒体以外的职位。这样的择业取向被同学们视为“方向性太强”，而结果则是至今齐之玉没收获任何一家媒体的职位。
班上没有人像她那样狂热地追求着媒体，但很多人都在报社杂志社实习过，因为这样可以留下文字作品，找工作时能派上用场。齐之玉在大二时就进了一家杂志社实习，看着记者们每天忙忙碌碌，自己融不进那种氛围，却更多了对这个行业的向往。
她曾经怀疑自己的性格太过文静，不适合做记者。她给自己定下考研的目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财经新闻硕士班。
大四时老师给她找了个去《21st century》的机会，说这个机会很难得，有个师兄曾在这里实习过，找工作时去航空公司面试，提到在这家报社实习的经历，结果那个老板很喜欢《21st century》就直接要他了。齐之玉被这个传说打动了，她推迟了复习计划。在《21st century》，她发现有个北大中文的男生也很内向，却做得很好。这让她“解除了性格和专业上的担忧。”
她忘了，他是男生，这已经在就业市场上比她多了一层优势。
实习到10月份，“结果考研的准备确实就不够充分。后来考研的时候，又耽误了找工作、考公务员的机会。”齐之玉说。
2009年3月，考研成绩下来，没戏。齐之玉去了趟深圳，她希望能在这个远离北京的地方换换运气。有公司愿意要她，但并非是她擅长的文字工作，人事问她愿不愿意，她拒绝了。
回到北京，齐之玉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再花一年时间去考研，但一年考研，三年读研，“这样出来做媒体，年龄就大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
她曾经参加过某大型报业集团的考试。“学历一般都要双学士、硕士，还要有经验。1万人报名，3000人笔试，700人面试，一轮轮的刷，到最后就从只剩北大、人大、武大的了。”
朋友说毕业照上的她看起来，总感觉像缺点什么。
“就是缺份工作呗。”齐之玉笑道，她在考虑再找家媒体去实习。
在这个“务实”的学校和中文班，理想的悖论让齐之玉感到纠结而困惑。她不得不与忙于补考的同学被划入“前途未定派”，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怪诞。
(应受访者要求，对一些学生姓名做了化名处理)
鸡腿哥的创业传奇
挣扎了数天之后，叶路春终于决定辞去CBD白领的工作，重操大学时卖快餐旧业
■实习记者/叶林
叶路春给他爸爸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工作辞掉了。
这个在北京国贸当白领的青年，因为舍不下自己在大学里办的送盒饭工作室，最终选择了自己创业——当宜客公司的CEO。
他爸爸没怪他：“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树立好目标和信心就好，路再长还是要自己走。”
万幸，叶路春的父亲在家乡重庆铜陵就是一位商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给了儿子的支持：精神上的，还有经验上的。
和许多父母不同，他没有苛求儿子，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叶路春和四位同学创办的校园盒饭公司——宜客，就是因为几个合伙人毕业时，家庭希望他们做稳定、体面的工作，而一度濒临崩溃。
鸡腿哥传奇
2006年5月，一个通货紧缩的时期，超市里盒装的排酸后臀尖六块多一斤，那会儿搞餐饮业再合适不过。
人大校园地处中关村的繁华地带，夜幕降临之后，东门外会出现卖各种小吃的小贩，有的人还能混进校园，在楼下叫卖，不过无论哪个小贩都难以上门贩卖食品。但是学生能。
叶路春借鉴了上海交通大学蛋饼网的创意，决定在校园里送夜宵。
他和四个同学每人凑了400元启动金，租服务器、买域名，懂技术的同伴就负责设计页面。 在那年的五一长假，他们抱着百科大辞典翻了三天，挑出了“宜客”——便宜、方便顾客。
宜客有浓重的勤工俭学色彩：叶路春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市场买来大红纸，用毛笔写广告。写好后，五人跑遍校园，宿舍楼下挨个贴。
“红纸显眼，宣传成本低，但效果非常不错。”叶路春兴奋地说。
他骑着自行车将人大附近的小吃店挨个吃一遍，最终确定了麦香炸鸡腿。时间一长，他们在校园里走，有人就会叫他们“鸡腿”。
这并非叶路春第一次从商，大三的第一个学期，他和同学张鹏波到五金批发市场，每把一块八的价格批发了500多把锁。新生开学那天，他们就挨个到宿舍向新生兜售。
“一开始也觉得不好意思，第一次你推我让的，最后还是厚着脸皮进去了”。
他们以每把三块五、三把十块的价格卖给新生。最后剩下三把时，叶路春不愿再卖，想留下纪念，张鹏波坚持说卖。
当晚上十点多，当最后一把锁从叶路春手中被买走时，他们把当天卖的所有钱都从口袋里摸出来，倒在教学楼前的长凳上，大笑着数钱。兴奋地拍着对方的肩膀哇哇乱叫：“发了发了！”
路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两人和椅子上的钱，叶路波开玩笑地说：“刚打劫来的！”
许多人从这两个从事原始积累的资本家身边走过时小声念道：“疯子！”
校园快餐小老板
宜客的生意没有卖锁那么顺利，因为伙计都是学生，人人都要期末考试。期末复习的人容易饿，想吃夜宵的时候，叶路春们也在复习。到2006年6月28日，他们每天有140个订单，但是大家都在复习，只好暂停业务。暑假没生意。下学期开学时，老客户流失了，等于重新开始一个买卖。
2006年的冬天，卖掉渣饼的供货商搬走了，这个伴随宜客一直畅销的夜宵产品被迫下线，宜客的生意大受影响。
2007年3月新学期的开始，宜客有了规模，叶路春这时候不光要接单，还要担任客服——联系电话留的是他个人电话，最多的还是顾客投诉。
一次，供货商用了锅底的米饭给顾客，那天下雨，送到顾客手中时已经凉了。顾客一气之下，就把米饭的照片放到了“天地人大”BBS上，这对叶路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段时间他像得了电话恐惧症，一躺在床上就感觉电话响了。做梦嘴里都念叨着说“对不起”跟顾客道歉，宿舍哥们都笑他。
人手少的时候，叶路春除了接电话下订单，还要跑出去送盒饭。他淘了一架二手人力小三轮车，电瓶的太贵，他买不起。
快毕业的时候，宜客和叶路春都面临着一次抉择。
抛下这个生意，叶路春舍不得，但几个人找工作找得都不错，谁又愿意放弃工作当快餐老板？
两位同学退出了，因为家庭的压力。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坐在明亮的写字间里穿套装上班。叶路春最后选择了辞职，他的工作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待遇不错，但是宜客于他有更重要的意义。
辞职卖盒饭
“亲眼看着宜客在一步步成长，不想它就这样没了。”辞职后，叶路春招集宜客成员召开会，提出谁来承担宜客，就拿65%的收入，话音落下，却没有回声。
最终，叶路春站起：“我不忍看到宜客就这样没了，如果就这样放弃，也太失败，供货商为了我们拆除了店铺，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受苦，我们对不起人家……”
第二天鸡腿哥蹬上三轮车开始送盒饭。他说，自己要从头再来。
那一阵他偷偷潜入附近的写字楼发彩页广告，被轰出来。看见送快餐的伙计进了哪个公司的写字间，他就等同行走后，进去找里面的白领们说：“订我的，我的好吃，更便宜……”
当然糟了不少白眼，许多时候直接被轰出门外，不过也确实有人改订了他的盒饭。
鸡腿哥的生意越来越好，连奥组委发布志愿者制服的新闻发布会，都吃他的盒饭了。2009年年初，积攒了一点资本的他在人大东门外的文化大厦地下一层开了一家实体店，除了卖快餐，还有果汁小店和咖啡专区。
尽管每周三次电话请教经商多年的父亲，叶路春还是会有点小失误：店面在地下一层，后厨垃圾无法解决。叶老板和员工一起骑着脚踏三轮车(他还没有买电瓶)，把垃圾丢在十里地之外的垃圾处理中心，连续来回三次。
那晚下大雪，在零下十几度的风中，“回来后已十二点多，没有戴手套，手冻的像馒头。”
最难的时候，他就翻那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克里斯多夫心里，始终存在着两个灵魂：一颗是受着风雪吹打的一片高原；另外一颗是威震着前者的、高耸在阳光中的积雪的峰尖……”
今天，叶路春和他的宜客盒饭也早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大学和写字楼中小有名气，营业额从最初的月均千元，上升到如今的二十多万。
叶路春不用再蹬三轮倒垃圾了，但他仍然很忙，每天十点在店里吃晚饭，小碗面条，汤里有一点肉。他的手机仍然不断地响。
他下一步目标是，开连锁店，卖营养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