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观点：大学转系悖论如何破解

一名大学生若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想要转系，却必须先学好自己没兴趣的知识，学习成绩排名靠前——国内大学关于转系的教务管理规定，貌似公平，却隐含悖论。

　　“转系悖论”要彻底破解，似乎难度不小。

　　本刊上两周刊登的《“教授，我要退学！”》一文的作者小Z，是个“有故事”的学生：酷爱读书的他，高考时因家人反对，无法选读自己喜欢的中文专业。进入沪上某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后，又因细分专业，被分到广告学专业。小Z对此全无兴趣，因而学得痛苦不堪。

　　如今的大学里，和小Z一样对专业“没兴趣、没感情”的学生大量存在。翻阅国内大学的教学管理章程，能觅到一条可以让这类学生眼亮的规定——转系。但细究下来，却发现高校转系生比例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据一位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介绍，“转系生比例控制在1%-5%不等，有些学校更低”。

　　转系这扇门之所以“开”得很小，是因为它直接牵动着高校的运作和一些院系的利益。但眼下，也有一些大学开始蹑手蹑脚地试水改革，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很多学生已经获得了“学术新生”……

　　不附加成绩绩点等硬性指标作为转系条件，学院内部原则上不设定学生转系的上限人数，从而给学生程度的选择学术方向的自由——在沪上很多高校教务处的负责人看来，同济人文学院内部实施的转系“新政”，已经“很解放”。

　　当年高考填志愿时，中意同济大学的苏文(化名)一下子填了文科6个专业。因为在考分上不占“优势”，新闻传播没上、文化产业管理也没上，最后她被人文学院录取，读的是经过调剂的专业——哲学。

　　“哲学专业很好，但我真的不喜欢。”大一时，学校有面向所有学生的跨学院转系考试，苏文没去，因为她知道“文科转理科，基本没戏”。她的志向很明确，希望就读同属人文学院下的哲学系的“邻居专业”——文化产业管理。

　　去年这个时候，苏文终于等到了机会。随着人文学院教学改革起步，学院内部的转专业政策也开始松动，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再选一次专业方向。这一回，苏文毫不犹豫地递交了转系申请书。“听老师说，这次转系主要是凭大家的兴趣，可以不看平时成绩。”苏文和她的同学起初并不相信转系可以如此轻松，但学院宽松的政策确实和之前的宣传一模一样。“我没有参加任何转系考试，只是和学院老师有过一次面谈，表明自己希望转专业的原因。”

　　苏文并不是少数的幸运儿。同济07届人文学院100多名学生，到现在已经有接近15%的人在院内转系。此外，学院还接纳了少量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院、经管学院等转入的学生。

　　相比于同济人文学院的“宽松”，国内更多高校在面对学生转系申请时则显得极为审慎：有的学校只把转系机会投向大一新生；绝大多数学校对申请转系学生的成绩有一定要求；提出转系申请的学生还须经历笔试和面试考核，而多数学院在接受转系生时都内部设定了从1%-5%不等的录取比例。

　　“学生即使仅仅因为就业而重选专业，毕竟学自己有动力的东西，学习热情才会更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直言，这是他愿意在学院内放手让同学自由选专业的一个理由。

　　允许学生在学院内更自由地转系，是同济人文学院内部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但在具体操作上，负责制定转系“游戏规则”的院长孙周兴却不得不直面管理难题——“热门”专业人多了怎么办？冷门专业人少了，又怎么办？

　　事实上，众多高校之所以严把转系生门槛，就是害怕“动多了会出乱子”。沪上某高校招生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放开条件让学生转系，不仅正常教学秩序会打乱，大学的学科生态也将失衡。据他介绍，浙江省的一些高校近年来陆续试点宽口径培养人才模式，即新生进入大学后先接受通识教育，然后再自由选专业。这种政策本是为了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但实际情况是，更多学生选专业遵循的不是兴趣，而是就业“钱”景，导致热门专业爆棚，冷门专业则无人问津，由此带来的管理难题至今难以解决。

　　在同济人文学院，转系“新政”出台后，学生从“冷门”涌向“热门”的倾向同样存在。相比于该学院的中文、哲学两个专业，新开设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虽然至今尚没有一届毕业生，却依然是学生眼中的“香饽饽”。很多学生认为其课程设计和专业定位与市场结合更紧密，相比于基础学科也更具就业竞争力。

　　以研究德国哲学而扬名学术界的孙周兴，在目送门下众弟子弃哲学而投管理时，心里有的不是纠结，而是平静。他无意挽留对本学科专业没有兴趣的学生，因为这位早年从地质学转向哲学研究的学者深知，学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永远学不出头。而他也相信，就算学生是为了找工作而转系，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动力后，他们也能比过去学得更好。

　　孙周兴坦言，签字同意让15%的学生转系时，他“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坚持认为，大学办学首先应该以学生为本，而不是先顾忌老师的饭碗和学校的秩序稳定。

　　事实上，在孙周兴的一整套教改计划中，一些与转系相关的管理难题已纳入考量。在他看来，解决学校的“担心”、老师的“担心”，的办法就是把教改的路走下去，改得更彻底。“如果大学能够实现完全学分制，教师面向大学里所有的学生授课，只要开的课好，就不愁没有学生来听；如果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院系在调配专业、招收学生方面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每个院系专业都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愁招不到学生。”孙周兴告诉记者，作为转系新政的配套政策，人文学院目前已经开始启动完全学分制改革，大体的内容是要求每个教师每学期都能开两门课供学生选修，今后的目标是让毕业生选修课学分的比例扩大到毕业总学分的70%。

　　然而，孙周兴的行政权力有一道明显的边界：学院里的学生流动，他可以说了算；从其他学院转来的学生，他可以拿主意；但他门下的学生若要转到别的学院，还得看“别人脸色”。最基本的前提是，跨院系转专业，必须符合学校教务处的相关绩点要求，并参加转入学院组织的入学考试。

　　搁置在学院和学院之间的转系门槛，短时间内仍是难以冲破的。有调查显示，如果让学生自由选择，近七成学生渴望换专业。由于“僧多粥少”，高校目前只能通过考试进行选拔，“分高者得”。这种以考察学分为基础的转系制度，如今不断受到质疑，有人直接称之为“转系悖论”。

　　“那些成绩还不错、有资格去参加转系考试的学生，难道是最需要转系的学生吗？那些因为厌恶专业，或出于抵触情绪而无法跟上学业进度的学生，难道不是首先该被考虑转系的吗？”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作家张生看来，所谓的“转系悖论”，就是用一种貌似最公平的方式来选拔，但却没有让最需要转系的学生转成功。

　　张生拿身边好友，导演张艺谋的“御用”编剧李冯的经历“说事”：写下《英雄》、《十面埋伏》的李冯，早年在南京大学读的是化学系。这位当年已展现出写作才华的文学青年，却被化学苦苦折磨，一些学科的成绩可用“惨烈”来形容。最后，李冯不得不瞒着父母转系，“躲”进南大中文系埋头写小说，如愿踏上职业写作道路。“如果李冯当年转系也要凭绩点，接受笔试、面试，他恐怕根本转不成，也没有今天的成就。”

　　同济人文学院的教学改革，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未来在国内读大学，为自己选择第二次学术生命，或许不会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