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高考回忆：家庭出身比成绩更重要

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抚今追昔，半个世纪前的1960年，我参加高考的真实情景，犹如昨日般呈现在眼前。

　　1960年7月，我毕业于济南一中并参加高考。那个年代的济南一中，是省城赫赫有名、屈指可数的。学校位于僻静的运署街东端，宽阔敞亮的开放式校门上方镌刻着由大文豪郭沫若题写的校牌，学生把佩戴的白底红字校徽看作一种荣耀。新生入校第一课，便是进行校史教育，在老师带领下参观校史展览和图书馆阅览室。开学典礼上，校长慷慨激昂的致辞，激励着我们奋发读书和成才。

　　高考的前一天上午，班主任发给我们准考证，吩咐学生提前看考场。记得开考的前一天晚上，几百名应届毕业生集中在学校大操场，架起电灯，听校长考前总动员。校长叮嘱学生沉着应战，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为母校争光，并谆谆告诫学生要以平常心对待高考。

　　那时的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后参加考试。按理工、农医、文史三类来填报志愿，填表时按一二三顺序自报志愿。考后根据成绩任凭大学录取。班主任再三强调，最后一项一定要填上服从分配，服从调剂志愿，那时候上大学录取率低，机会难得。填志愿时家长的意愿占主导地位，也大都与家长所从事的职业、兴趣爱好有关系。

　　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由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是1957年入学，经历过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又常常下乡参加春耕、麦收、秋收秋种等农业劳动，写起来自然会得心应手。至今我记得自己在作文中写道：“济南的六月，骄阳似火，那是农民喜获丰收的季节。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背起行装，从市区步行数小时，赶往长清县孝里公社参加麦收。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这些长在城里的学生，满怀喜悦和兴奋奔向那一望无际、麦浪滚滚的田野，男生一字排开，低着头，弯下腰，拼力拔麦子，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女生则在老师的安排下，把已拔起的麦子捆好，抱到田埂，最后装车运到场院。可我却因身材瘦小，势单力薄，落在别人后头，不大一会儿，腰酸腿疼，手上磨起了血泡，脖子被麦芒刺得红肿发痛……通过三同劳动（与农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虽然脸晒黑了，心更红了。手磨破了，意志坚了。参加农业劳动是我们年青一代锻炼思想，磨炼意志的好课堂……”文章结尾时，我把参加劳动锻炼升华到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认知，要下决心克服长在城市里的优越感，打消怕苦怕累的思想和娇气，向农村青年学习，把参加劳动锻炼提升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劳动观上，表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坚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那时高考是在7月的7、8、9三天。我参考的考场在解放桥附近的原山东工业机械学校（现在为山东建筑大学校区），考场设在普通的教室里，条件简陋，教室里没电扇，只好靠洒水来降温。我们埋头答题，汗流浃背也顾不上擦，试卷常常粘结在手臂上，留下汗渍。监考老师可能是该校教师，神态严肃，认真负责，与我们同受酷暑的煎熬。那个年代大都是多子女家庭，父母收入低，家庭生活拮据，一日三餐和往常一样，家里绝无电扇，更没听说过“空调”。酷暑难耐的夜里蚊虫叮咬，一把蒲扇扇来扇去，常常睡觉中蒲扇落地，自己全然不知。连续三天的考试，我都徒步个把小时早早赶到考场。中午待考时间，买上两个火烧坐在树荫下边吃边看书。渴了打开水龙头便喝。记得我们考场的一位同学带了家里的闹表（俗称马蹄表）参考，考试进行过程中，教室内突然铃声大响，监考老师赶忙过去阻止。此事虽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忍俊不禁。

　　那个年代的高考，学生完全是被动应试，高考成绩既不通知学校，更不会告知本人，还不允许查分数，任凭“上边”录取。与现在相比，极其缺乏透明度，考生毫无知情权。心里只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任凭祖国挑选的纯真情愫。

　　那时的高考严格贯彻阶级路线，执行“成绩不是录取的标准”的政策，家庭出身比高考成绩更为重要。高考发榜日期，班主任通知我考上了师范院校的俄语专业。时至今日，高中毕业整整五十年，感时抚事，对当年高考多了一份思考和怀念。（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