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生“清北班”复读 高招进入“战国时代”

后高考(论坛)时代

高分复读“清北班”

“即便我知道自己来年可以成为状元、考上清华，我也绝不会再去复读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米艾尼 | 山东日照、北京报道

7月,和高校录取同步，各地复读学校也在火热招生中。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最多的河南省有95.24万考生，其中复读生达33万，占报考人数的34.7%，其中包括大量之前已经考过本科线的高分考生，还有一部分专门以冲刺清华、北大为人生目标的“定向考生”。根据往年惯例估算，今年高考后，高分复读生比例将超过10%。

“距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20分以内的学生，除减免全部费用外，每月发生活补助；通过复读考入清华北大两校的学生，将获得10万元现金奖励”。

这是河南郑州国华补习学校今年的招生规定。面对课改压力，这家复读学校打出“新课改、新高考、新成就，选择复读更具竞争力”的口号，宣称“新教材的新东西并不神秘，经过复读完全可以解决，新教材对于复读生反而更有优势。”该校今年将招收5000名复读生，其中以冲刺清华、北大为目的的“清北班”报名情况尤为热烈。

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重庆、陕西等传统“高考大省”， 高分自愿落榜生是实践复读学校“挑战新课改”、“一年增加100分”，“不上清华北大绝不罢休”等口号的生力军。

高分复读，已成为“后高考时代”的一个关键词。

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觉得这一天特别黑暗

“每晚翻来覆去地做梦，梦见考上了，醒来还是笑的；梦见考不上，醒来一枕头眼泪。”随着成绩查询日期临近，山东日照复读考生张璐这样描述自己的紧张心情。

张璐去年高考分数是640分，比山东省586分一本线高出整整54分。而去年清华大学在当地的录取线为685分，张璐尚差45分，第二志愿将她调剂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经济金融专业。由于对录取结果不满，她选择了复读。

复读的日子里，时间就是个发条闹钟：张璐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洗刷后5点半之前赶到教室开始晨读，6点半吃早饭，10分钟内吃完，回到教室继续早自习。

从8点10分开始，上午4节课上到11点50分，中间课间操也因为扩充学习时间而被省略掉。放学后到下午2点20分上课的2个半小时学校是安排的午休时间，但一年中张璐从没进行过午休，午饭时间也控制在10分钟之内，然后尽快赶回教室自习。

下午接连4节课，从下课的5点50分到傍晚6点30分听力课开始前这40分钟是学生吃晚饭、打扫教室卫生还有打开水、洗衣服的时间。张璐同班的班长王明伟说这是大家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间段，而这段时间中，走读的张璐比别人能省出十几分钟，因为教室打扫卫生不能用，她就到操场或其他僻静地方读书。

晚上6点50分开始的晚自习连上3节课，9点30分放学。张璐一般在教室里学到9点50分关灯时间，带着书本回家后还要再复习到11点后才上床。

“复读班里的睡觉跟去年高三时都不太一样。”张璐说，高三时一般学习累了躺下很快就睡着，而复读的一年里，她总是闭上眼睛一页一页想着课本上的内容，往往想了很久才允许自己进入梦乡。

“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觉得这一天特别黑暗，”总结过去一年的日子，张璐说每天早晨的这个感觉让她印象最为深刻。但是“宁可屈一年，不能屈四年，如果考上北大清华，一切就值了！”

状元称复读生活不堪回首

“如果现在让我做选择，即便我知道自己来年可以成为状元、考上清华，我也绝对不会再去复读了”。2008年高考得了610分，2009年考出693分、以河南省理科状元身份考入清华的庞博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态度决绝。

庞博毕业于河南省禹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他的高三同学里几乎有一半人加入了复读的行列。“我复读那年，我们学校的复读班有6个，大概五六百个复读生，而正常高三毕业班也才八九个班级。”

“那种崩溃的情绪，真是不堪回首??”庞博回忆说，复读一开始，他就在课桌旁边铺了一张报纸，结果高考前，上面的卷子摞了半米多高，比他第一年参加高考时，做题量增长了一倍。“什么叫题海战术，哪个复读生不是这样？”

庞博说，有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天天如影随形。“我开始复读的时候，目标就是考清华，但是越复习越觉得没底。”他形容复读是真正的全身心投入，除了高考，人生再没有别的内容。这是应届高三生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高考到底有多残酷”。

去年，庞博的复读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上了清华，还有3个上了北大医学部。禹州市从恢复高考以来从没出过一个省状元，他是第一个。学校给他发了2万元奖励，他还同时拿到了清华大学的一等奖学金。

庞博说，当状元和考上清华来说，他更为考上清华高兴。“状元像买一赠一那个赠品，考上清华才是比较实惠的。”等他到了清华，同学们很惊讶他的复读身份，“复读也能考状元？”这是大家普遍的态度。

他后来得知，复读的状元并非他一个，同学中有悲壮复读故事的也大有人在。跟他同年进入清华的一个新生，曾经是他高中的学长，那人为了考清华连续复读了4年。

“我对他的执着很敬佩，但是我觉得这4年不值。”庞博说，的好处与4年的年龄成本比，很难说最后得到的是正向的结果。他认为，这种成绩很好而反复复读的学生，都是当前高考制度造成的制度性“杯具”。

“对于我们学校这种小县城里的普通高中来说，参加自招能够成功的概率很小，可能连第一轮材料审核都过不去。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老师给予自招的指导，学校名气也不够。”

自我感觉发展比较全面的庞博说，如果他是大城市的考生，能够及时掌握自招的各种信息，或许他第一年就通过自招政策进入了一流大学，不用再经历那痛苦、没有创造力、完全是被耽误的一年。

一半复读生有强迫倾向、焦虑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教授王极盛，15年来一直研究复读生这个群体。

他曾经走访过不少复读状元，也对复读生的行为特点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和分析。2002年全国60多个省级状元里有8个复读生，理科3个、文科5个。他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

他把复读生概括为3种：除了真正因为实力落榜的，还有发挥失常落榜的和非清华北大等特定大学不考的。据他观察，第一种学生经常坚持不到高考就放弃了，实际上成绩比较好的群体，才是复读大军的主力。

他以北京市4万名应届毕业生和复读生为对象做过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复读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占总数的47.1%；应届高三生心理存在问题的占总数的28%；复读生情绪不稳定的占62%，高三生占35%；复读生不适应周围环境的占59.5%，高三生占36.7%；复读生有强迫倾向的占52.1%，高三生占33.2%；复读生有焦虑倾向的占49.4%，高三生28.6%。由此可以很明显看出，复读生的心理问题比应届高三生大很多。复读生内部，心态的两极分化也很严重，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

2000年甘肃省文科状元郭洋上了北大法律系，她曾经对王极盛说，“我第一年还很幼稚，就因为讨厌高中数学老师，数学不好好学，因为偏科总分只考了476分。复读的一年就拼命做数学题，一共做了8本书，没心没肺地也不想别的，压力反而比别人少。”

2008年，北京一位王姓考生第三次参加高考。他第一年复读的时候考了600多分，被湖北大学录取了他不去，非要上北大。第3次高考时刚开考10分钟，他说胸疼。监考老师赶紧请医生给他注射了安定剂。感觉好一点，监考老师说“那在备用教室继续考试吧”。刚听到“考试”俩字，他就满嘴吐白沫、四肢抽搐。上救护车前他还撂下一句话：“我明年还参加高考”。

“不公”改不了，只有赌一把

前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愈演愈烈的高分复读现象与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复读学校对考上“清北”学生的高额奖金诱惑密不可分。

一面是高四高五的慷慨悲壮，一面是欣欣向荣的高复经济。当教育观察家把高分复读当做一种社会病来解析的时候，当事人却有苦衷。

几乎受访的复读生都将自己的复读归结为“赌博”：代价是一年或几年青春年华，赌赢了就是后半生的幸福。

“在复读这场赌局里，有许多地方性的复杂情况”。日照高考补习学校一位老师告诉本刊，山东省历年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考大省和难省，10年前当全国高考还是同一张试卷的时候，山东就是录取分数线的省份之一，而日照市在山东省内又一直被列为“省属线”（录取分数线）地区，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考生显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也就因此涌现出了更壮观的高分复读群体。

比起以冲刺清北为目的张璐等一本线考生而言，王明伟等二本线上的复读生对高考的“不公”更有感触：去年山东省内（理科）一本线是各地区统一的，二本线却有3条，其中济南、青岛为534分，潍坊、临沂、德州等地区执行市属线544分，而日照、东营等执行省属线554分，比济南青岛线整整高出20分，文科的省属线和济南青岛线同样相差20分。

去年，山东共有理工科考生34.6万余人，达到一本线的有5.48万人，比例仅为15.8%。而在545-550分之间的考生非常集中，达1.07万人，这个分数段的考生，如果生源地为青岛、济南或潍坊、临沂，都有可能被正规本科院校录取，而如果生源地为日照、东营等执行省属线的地区，则多半不得不接受复读的命运。

日照高考补习学校隶属日照市东港区教委，去年共招收12个班，包括3个文科班，9个理科班，接近900名复读生。据王明伟介绍，他所在的班级共有65名复读生，像张璐这样去年分数过一本线的高分考生共有8人，占全班人数的12%，另有10人是多年复读生。

该校一位班主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如果省内二本线统一划定，他过去几年所带的复读生中至少能再多50个学生能被较理想高校录取。

“一方面本地复读的压力特别大，另一方面高分复读生却越来越多。”该班主任说，他带的班级中有一个女生因为压力太大，甚至留下遗书准备自杀，“他们根本输不起。”

“国外的学生，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即便是一定要考大学，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导师推荐、平时成绩测评等方式。”曾经是江西的一名高分复读生，如今在中科院物理所攻读博士的徐晓军告诉本刊。

“我第一次高考在2000年，那时候没有任何自主招生政策，即使对我们这样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江西这种人口大省想进入一流大学，只有考试一条路可走，如果高考失利就只能复读，别无他选。这种制度让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