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熊丙奇专栏
本人最近和多所民办高职院校的院长交流。他们的谈话,都表露出对民办高校前途的忧虑:10年前,国家高等教育资源不充分,那时,民办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其肩负的使命是,作为“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减轻政府举办教育的财政压力,同时提高高考(论坛)升学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而随着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充足,民办高校作为公办高等教育有益补充的“使命”似乎不存在了,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被视为可有可无了,面临“过河拆桥”的尴尬。
他们还为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比如,这几年来,高考报名数持续减少,影响高校的招生计划,减得最多的是民办高校,而作为公办的一本院校、二本院校却减得很少,其理由是,就是给民办三本、民办高职那么多计划,也不会有学生报考,在一些地方,少数三本院校和民办高职在高考录取中出现“零投档”。还比如,最近教育部决定,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左右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按理,民办高职也应该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可在一些地方,候选名单中没有一所民办院校。
民办高校的生存确实非常尴尬。虽然有专家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组的报告——这份发布于2007年6月19日的报告说,中国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人数占世界的17%,但是教育市场价值却只占2%,因此,在未来10年,中国将是全球增长潜力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市场——指出民办教育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这更多指政府介入不多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学科辅导,英语(论坛)、计算机等应用能力培训,对于承担学历教育的民办高等教育来说,却面临生存危机。统计数据显示,在未来10年,我国18~22岁年龄人口将从2010年的12438万人降低为总计2020年的8920万人,总计下降3518万人,这将直接冲击高等学校的招生。
如果当前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高考制度在未来10年不进行根本改革——虽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将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全新制度,然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改革步骤和时间节点——那么,在目前高考录取体系中,被列为第三批(三本)的民办本科,以及列为第五批(专二批)的民办高职,将在录取批次靠后、学费高、学历受社会歧视的三重冲击下,被考生冷落。而政府部门没有了提高当地升学率压力(高考上线率已普遍不被政府重视,政府部门关注的是一本率、二本率),同时为了维护公办院校的利益,极有可能放纵这种局面。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民办教育进行了新的界定:“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界定是“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在民办高等教育界看来,也很不妙。“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适合于民办学前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显然过了“黄金期”,“量”上不需要增长,“质”上就是出现硕士点、博士点,也增长不过公办本科。
实事求是地说,民办高等学校很难在未来10年成为教育发展的增长点,然而,却可以扮演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这就是通过开放教育竞争,促进高等学校建立市场机制。在笔者看来,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我国应率先在民办本科、高职实行完全自主招生,探索在这些高校间建立自由转学制度。民办本科和高职的自主招生,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制度,申请者只需具有高中同等学力,可不受户籍限制,包括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只要高中毕业,都可在打工的城市申请进入这些学校求学;同时,这些学校建立“自由转学制度”,如果受教育者不满,可以提出转学申请,到另外的高校求学。
以上改革,将解决这些院校的生源问题,同时让高等教育资源为更多的公民所享有(不能一边办学萎缩,一边却无机会进入高校学习);更重要的是,将通过学分互认、自由转学,促进我国高校间的竞争,让“宽进严出”成为可能。其实,这也是总体提高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必由之路,让大学在市场竞争中确立自身的地位,才有可能“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教育规划纲要》语),也才能让公办学校不再受教育制度的保护,也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成为“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高校显然想扮演这种角色,可是政府部门会给他们机会吗?这不但关系到民办高等院校的前途,也关系到中国所有大学的前途。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民办高校的“使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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