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心理卫生学院和私人诊所求诊的儿童和青年病人有增加趋势，受访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与家长和公众对精神病的意识提高不无关系。
心理卫生学院儿童心理诊所的新门诊病人，从2006年约2400起增加至2008年约3000起，增幅达25%。
该学院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冯舜圣医生受访时指出，近几年来公众对精神病的意识提高了，更多病人前去接受治疗，而且政府在2007年推出全国精神病蓝图，加强了这方面的设施，他们也聘请了更多职员，可帮助更多病人。
他指出，有鉴于此，病人预约看医生的时间从以前的两三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一个月。他预料全国精神病蓝图在2012年完全推出后，他诊所的病人人数会回稳，因为病人可以在学校、家庭服务中心等得到帮助。
不过，冯舜圣医生发现儿童心理诊所有不少是青年病患（13岁到18岁），占了35%到40%，他们通常面对压力问题、情绪问题如抑郁症和焦虑、严重的精神问题如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以及饮食失调症；而压力多来自学业、感情、经济等。
伊丽莎白医院心理健康科顾问医生杨新发也指出，对比五年前，到他诊所看病的青少年增加约一成，每个月就有约20人上门。
他说，这是因为社会变化快，社会竞争给学生带来压力，学生的好胜心理导致他们在比不上别的学生时感到悲观，父母对心理问题的意识提高了，会带孩子上门求医，父母也不再认为看精神科医生是羞耻的事。
更多外国学生看诊
杨新发医生也发现有更多外国学生上门。他说，有的外国留学生离乡背井到我国，因不能适应本地生活而感到苦闷。他就有一名中国籍病人，是本地大学生，在毕业那年因为旷课和学业成绩不好被学校开除，他的父母上门求助，才发现儿子原来患了抑郁症，对学习失去兴趣，经过治疗后才回到学校继续求学。
精神科医生洪永元的青少年病人也从五年前的每两周一人，增加到目前的每周两人。他指出，这可能因为家长对心理问题的意识提高了，也更负担得起私人诊所医生的费用。这些青年病患，多数因为压力造成他们患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以及早期精神分裂等。
令他担忧的是，青少年的好胜心强，不懂得从失败中接受教训，而受欢迎的电脑游戏因为比赛的性质，更加强了他们这种性格。
针对近来学生涉及的命案，洪永元医生说，学校即使有辅导员，以及开办社交技能与情绪管理学习课程，也不见得能完全确保学生的心理健康。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提倡一种有怜悯心、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文化，否则可能出现更多人们冲动伤人或伤害自己的案件。”
心理卫生学院目前同教育部合作，在学校推出的“社会心理健康反应，初期治疗与评估计划”（responseto,earlyinterventionandassessmentincommunityhealth，简称reach），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被转介到心理卫生学院寻求专业治疗。
冯舜圣医生强调，心理健康不应该只是医院和卫生部的责任，大众也应该出一分力，例如多关心周围的朋友，在发现他们有异常行为时，及时伸出援手。他举例，他在本地大学求学时，就有一名其他科系的朋友，在考试期间邀他见面，但他因为忙着准备考试而要求对方考试后才会面，预料不到的是，这名朋友两周后就自杀了。
挣扎五年她终走出阴霾
邓兆蕙（30岁）刚完成医学教育之后，患上严重抑郁症。精神病不但吞噬了五年的青春年华，更摧毁了追求医疗事业的梦想。
她日前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成立的康复与教育中心举行的讲座，在近300名公众面前，叙述患上抑郁症的经历，以及如何通过社区服务，逐渐走出阴影。
邓兆蕙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医学学位时，发现自己患上抑郁症，但因为她热切地想要实现当医生的梦想，加上同学的支持，她继续坚持下去。她在2002年到医院当见习医生之后，每天晚上无法入睡，经常将自己孤立起来，请了很久的病假，见习医生的资格后来被取消。
邓兆蕙说：“我一生的梦想是拯救生命，帮助他人恢复健康。当时，我反而变成需要帮助的病人。看着自己的梦想全面瓦解之后，我开始丧失生活目标，每天漫无目的地过日子。”
患病期间，邓兆蕙酗酒和服用各种药物来麻醉身心。她时常躲在家里，躺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时钟，看时针慢慢转动。她也试过用电波刺激脑部，但每次疗程之后，觉得更加混乱。她也曾萌生轻生念头，但因为个人信仰，坚持活下去。
2007年，邓兆蕙在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下到康复中心当义工，帮助其他精神病患。她多数的时间和其他患者一起做手工、学素描和油画。两个月之后，康复中心还聘请她当实习生，让她主持手工课程，自信心也恢复了。
邓兆蕙说：“帮助他人康复是我的梦想。我现在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精神病患振作起来，令我感到欣慰。我有患上抑郁症的经历，我能辨别一些症状，也深切了解精神病患内心感受的困苦。”
邓兆蕙现身说法之前，经历了一段挣扎，最担心受到公众的歧视。她受访时说，许多热心的社会人士都关心精神病患的处境，为他们争取权益。她希望能发表精神病患的心声，让公众了解患者的经历，化解公众对精神病患的歧视。
她说：“很多精神病患担心异样的眼光，或者社交能力陷入瘫痪，选择躲起来，不敢与社会接触。我能站在讲台上和数百名公众分享我的经验，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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