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被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古蜀王国，自“沉睡三千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分别于1986年和2001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其与外星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初璀璨文明神秘消失，湮没数千年之后惊世再现，未解之谜还有多少？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一书，聚焦古蜀文明，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古蜀时代神奇而珍贵的遗存背后的故事。今天，让我们跟随那些出土的“宝贝”，去探寻古蜀历史的真相。
1、“天外来客”引遐想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类等数千件珍贵文物，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最奇特也最威风的，是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三件青铜纵目面具。超现实的造型和神秘静穆、威严正大的气势，给人以强烈威慑。它是天神，还是人间至尊？其中一件宽138厘米、高64.5厘米，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眉尖上挑，双眼斜长，最令人费解的是眼球呈柱状极度夸张地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长达70厘米的巨大桃尖状双耳，呈飞扬之势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耳廓中装饰着勾云纹；短粗的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本铸有精美的额饰。整件面具造型雄奇威严，为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被誉为三星堆的“六大国宝”之一。高31.5厘米、宽77.4厘米、通高82.5厘米的两件较小的青铜纵目面具，双眼眼球亦呈柱状向前伸出约10厘米，额部铸有约70厘米高的夔龙形（一说象鼻形）精美额饰，双耳造型取势基本平直。整体造型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面具出土时眼和眉所描黛色、口唇所涂朱砂仍清晰可见。
作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标志性器物之一，青铜纵目面具究竟代表了什么？又有哪些意义呢？由于它们和同时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数百件重要文物，与同时期的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铜器物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金沙来自西亚等域外文明，甚至认为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但一般认为“那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大量出土文物告诉我们，传说中的古蜀王朝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确实存在过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及古城、古国。岷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同中原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2、古蜀王国显神秘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古籍，都记载有蚕丛、柏灌、鱼凫等。他们究竟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他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些疑问，为古蜀的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铸造精美、形态各异的青铜雕像群，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神树和众多的鸟、虎、龙、蛇与多种飞禽走兽青铜造像，以及金杖、金面罩、玉璋、铜尊、铜罍等大量精美文物，印证了文献中记载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为解开神秘的古蜀之谜提供了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
青铜神树、纵目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像，以及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小人像、人面鸟身像，既有人的特点，又有神与鬼的夸张，显示出了浓郁的图腾意味，贯注了古代蜀人的某种崇拜习俗和信仰观念，象征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
一般认为，青铜纵目面具的形象符合古代文献中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可能是古蜀先民在神庙中祭祀崇拜的始祖蚕丛的象征。所以有学者认为，青铜纵目面具与其他青铜人头像一样，都是古蜀民族的形象。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中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多以鸟为名，推测蚕丛纵目或许也是鸟类，由此认为杜宇之前的古蜀王国是以鸟为图腾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属于当时的王国重器，应该是一系列神的形象，夸张的造型表明其具有超人的神通，在祭祀或信仰活动中很可能被放置在中心位置。其代表的第一层含义，是古蜀王国巫祝的化身，象征着古蜀王国的群巫集团，是神权的象征。第二层含义，则是古蜀王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又是王权的化身。
3、“太白鸟道”多商旅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象牙和海贝。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古蜀人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的象牙？它们来自何方？用途何在？这些象牙都是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在一起、层层堆积起来深埋于地下的，最多的堆积层可达8层，同坑埋藏的还有大量玉器和青铜器。学者们因此推测，象牙应是古蜀王国的祭祀用品。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象牙经鉴定均为亚洲象，同时出土的海贝，经鉴定可能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温暖的海域，一些学者因之认为这些海贝和象牙，很可能来自异域的远程商贸。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每头雄象两根门齿，重达数吨的象牙，意味着数量惊人的庞大象群。那么，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是否有过象群的栖息活动呢？这些数量惊人的象牙，是否就是在当地出没的象群中获取的呢？有学者认为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考古发现提供的启示可知，商周时期的长江流域和四川境内，很可能有大规模的象群活动、栖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很可能是蜀地所产。而另一些学者从目前尚未发现猎杀大象后必然要留下大量的遗骸来推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蜀之本土。类似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海贝，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墓中也曾出土数千枚。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那么，三星堆的海贝无论是来自殷墟还是来自印度洋，都说明了古代蜀人与外界的交往情况。研究还表明，这些海贝当时已有了原始货币的职能，从数量来看应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原和古蜀都不产海贝，这些海贝显然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辗转而来的舶来品，反映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蜀人的商贸活动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古蜀地区是我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之一，自古就流传着嫘祖后代、古蜀王蚕丛“教民养蚕”的传说。到商代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丝织技术已相当成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各种繁缛的花纹，所表现的当是蜀锦和蜀绣。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很多上面附有丝织品的残留，表明当时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都已相当普遍。《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证实在汉武帝之前，古蜀和古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道就已存在。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正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西线。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极有可能就是由这条古道贩自南亚的古印度等地的，因为其中的齿贝，就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古代蜀人通过这条古商道走向了广阔的世界，不仅为古蜀国带来了大量的海贝和象牙，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异域文化因素，促使了古蜀商业的繁荣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化的绚丽多彩。
4、“横绝峨眉”战牧野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都告诉我们，古蜀王国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昌盛的王国，但并不封闭，它和黄河流域的夏、殷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都有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考古学已证实，三星堆古城遗址是夏商之际至商末古蜀王国的都城，年代则可上溯到距今4700多年前，早期文化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以及玉琮、玉璧等祭祀用的玉器，明显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至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则更多地受到商王朝文化的影响。
殷商时代，古蜀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较多地见于殷墟甲骨文中。考古学成果证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古蜀王国已形成强盛的国家，疆域广阔，北及汉中，与殷商平行发展。殷墟卜辞中的商蜀关系，实际上是双方在各自边境接壤地带所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件，蜀与商王朝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就青铜器而论，虽然古蜀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许多器物就直接仿制于中原。当时古蜀与殷商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水路是顺长江上下，陆路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陇蜀之间，即“天梯石栈相钩连”的通道。但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如三星堆的青铜器就吸收了通过长江中游传入的青铜器的某些因素，尤其是青铜容器如尊、罍，在形制上就与长江中游同类器物相似。不过，三星堆文化并不是把尊、罍用作盛酒的礼器，而是用以盛放物件尤其是贵重之物如海贝等。这说明它仅仅借用了器物的形制，并没有接受来自商文化的礼制理念。
三星堆揭开了古蜀历史的神秘面纱，它与宝墩文化、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羊子山土台建筑、十二桥、彭州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等考古发现一起，使学术界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5、未解之谜摆眼前
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末周初，三星堆突然湮没，3000多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21世纪的第一年，在成都金沙传来了令人惊奇的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大型墓地等遗址，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使我们对古蜀文明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将许多新的未解之谜摆在众人面前。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金沙是与三星堆同时出现，还是在其湮没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新兴的古蜀王国都邑所在？金沙遗址究竟是哪个古蜀王朝的遗存？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的都邑。从时间上看，金沙的年代与三星堆相衔接并略晚。出土文物如金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立鸟、玉璋、玉璧以及神面纹青玉长琮、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出土器物在文化内涵、造型艺术、制作技艺诸方面，既有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的鲜明特色。一些器物如太阳神鸟金箔饰、蛙形金箔饰、喇叭形金器、玉板状槽形器（玉剑鞘）和玉牌形器等，则是从未有过的发现。这对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鱼凫、杜宇时代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那么金沙遗址会不会就是开明时代古蜀王国的都邑？或者说，当三星堆遭到洪水或其他天灾人祸以及改朝换代等原因而逐渐废弃，金沙则继之而起并日趋兴盛，在古蜀文化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两个遗址年代上前后衔接，金沙遗址是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形成的，但在信仰方面又有不同，不排除是不同势力集团的权利更迭。也有学者认为，栖息于金沙遗址的先民，并不是由三星堆迁来的，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另一部族，这些部族的联盟共同组成了古蜀王国。
大约公元前7世纪，繁荣的金沙城突然衰落，此后的古蜀王国魂归何处？有学者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一批青铜和陶、石等器物，认为开明王朝在金沙没落后，一部成为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构成早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也有学者认为开明王朝灭亡后，蜀王的后代逐渐南迁，最终在今越南的北部建立了安阳王国。证之《交州外域记》《日南传》等史籍，开明王朝灭亡后，蜀王子安阳王率残部南迁，经红河进入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雒王、雒侯、雒将，建立“蜀朝”，即安阳王国。安阳王城，越南史籍认为即今越南河内东英县古螺村的古螺城。安阳王城依河而建的“重城”制，及关于在安阳王城修建过程中因金龟相助才得以建成的传说，与秦人因得神龟帮助建成成都城因而成都又称为“龟化城”的传说如出一辙。而且考古学上，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发现有很多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歧锋牙璋、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棘字”戈，以及在我国四川西部和云南等地均发现大量蜀式器物。以上种种，当与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地渐次南迁交趾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向我们揭示了3000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并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