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一本由王笛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1-9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茶馆》读后感(一)：借一杯茶闲聊《茶馆》
提到王笛，后面紧接着一定会提到他的《茶馆》。自英文版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出版后，到现今中译版一版再版，足见这部研究著作受欢迎程度。所以，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以及文史爱好者为《茶馆》写了不少书评，不同视角不同评价，它的学术地位已现，至此，要再为《茶馆》说些什么，似乎都只是锦上添花。（它出名到，新书的宣传照都可以不用用心去拍了，因为不用担心销售量。）
今年，卡洛·金茨堡的两本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和《夜间的战斗 :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中译本于国内面世，王笛的《茶馆》再次被学界关注。不是《茶馆》有了修订本，而是王笛在介绍卡洛两本专著时提到过，25年来，他把卡洛的《奶酪与蛆虫》翻了不知道多少遍，而他的《茶馆》正是受卡洛的启发而写成的。换言之，想要再深入重读这本《茶馆》，目前更好的方式是结合卡洛的两本专著一起，一方面可以审视西方“微观史”（虽然卡洛不承认自己是微观史的鼻祖）研究方法与理论如何影响中国史研究者及其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检验当前国内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城市史的研究进路到达哪个阶段。
想回答后者，有点难度。大胆地说，《茶馆》至今仍无可取代，原因之一是它的学术价值值得认可，另一原因是“微观史”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始终难以被打破。“碎片化”的声音不断，近几年，当年轻的研究者们开始从各方面不同视角尝试之时，还是迎来了“边边角角”的批评。“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来自西方，如何如王笛那样充分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东施效颦”，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对于当前研究者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茶馆》除了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研究理路的问题，还让我们认真思考历史研究的现实功能问题，即它超出学术界的范围引起公众的注意与讨论，让历史专业以外的人开始注意自己身边的历史与文化。虽然王笛的《茶馆》专注于四川的公共空间，但“茶馆”并不是四川仅有。重点在于，不少人读了《茶馆》以后，不仅开始关注习惯已久也忽视已久的茶馆，还开始尝试发现自己身边的、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或者是某种文化习俗的历史。比如王笛在新书序中就提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为了让参演老舍的《茶馆》的人员更入戏，把王笛的《茶馆》作为必读书目。换言之，《茶馆》不仅在学术界备受认可，它也被带入一个更宽广的、现实中的公共空间里，接受更多的不同阶层的人们检视与讨论。这也如王笛另一本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 :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的标题一样，《茶馆》跨出了学术这一（较之于公共空间的）封闭世界，在公众的阅读视野中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存在于历史中的茶馆，而历史中的“茶馆”因为《茶馆》跨越出虚拟的时空与现实世界的茶馆连接起来，让读过《茶馆》的公众对古今茶馆文化有更深的认识，以及引发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热爱与讨论。当年茶馆的功能，不就是这样吗？
如何把专业的、严谨且严肃的历史研究传达给专业外的公众，一直被各方讨论，如今年轻的学者们也着意探索如何把握传达的方式与尺寸。《茶馆》是一个很好的范式。
《茶馆》读后感(二)：小茶馆里有大世界，微观史中看众生像。
小茶馆里有大世界，微观史中看众生相。 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而大众饮茶之处：茶馆，那便是聚气藏风，自成江湖，鱼龙共生之所也！
世间最生动的最鲜活的历史，并不在那些经传坟典，宏大叙事里；往往就出在这些最聚人气的店寮馆肆之中。 这本王迪的《茶馆》就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就是茶馆文化最突出的最丰富的成都，正所谓“一城居民半茶客”，“茶馆就是个小成都，成都便是个大茶馆。”可见“茶馆”之于成都市民文化的重要性。 茶馆是成都人重要的社会生活场所。在成都（也可以更大点说在四川）茶馆遍布城乡，自成系统，茶馆文化极为繁荣。
我们常说“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种从研究日常、研究基层生活入手，往往能收获到最直观最鲜活的社会素材，给作者的论叙带来可靠的依据。 本书第一部分就主要讲述了茶馆的各种社会功能及其茶馆对成都人民的重要性；茶馆是城乡大众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具备大众休闲、民间社交、娱乐消遣、商贾及帮会活动等多重功能，构建了独居特色的民众社会生活体系。 茶馆除了喝茶，还设有戏曲，评书、相声、打围鼓、唱竹琴、打扬琴、木偶戏等等各种的文艺表演活动。茶馆就成了一个艺术表演的场所。也成了人们享受文化娱乐的场所。茶馆里表演的内容，还能够使当时的一般民众得到一定的的通俗教育，这些大众的娱乐使得当时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们，被无意识地灌输了传统的价值观。这成为地方精英和政府力图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的主要原因之一。
《茶馆》中还研究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作者对档案资料进行了有效的梳理，这些资料有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其中包括茶馆的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从征税记录可以得知茶馆数量、每个茶馆的规模及每日销量等，从每日茶的销售量还可以对每日顾客量进行估计。档案记录完整，可以发现茶馆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通过对以上相关档案资料的分析处理，可知当时茶馆的经营状况，进一步突显整个茶馆行业在社会组织中的角色。 茶馆既然是民众重要的聚集之地，那么它当然也就是重要的社会话语交流之地，茶馆生活和茶馆问话，自然也就和人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茶馆还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民事法庭的作用，人们在那里解决纠纷和冲突。茶馆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俨然还是一个热闹的政治舞台。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从晚清到民国，茶馆这方舞台，充分展示了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以及两者的复杂关系。抗战时期，茶馆政治更是达到顶峰，茶馆被用作进行全民动员和战时宣传的场所，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联系之紧密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茶馆是人们之间的一座桥梁，联通着茶馆与民众与城市，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的生活和运作。还经常被称作中华文化的缩微影像，与民众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茶馆》读后感(三)：小茶馆中的大世界——从成都茶馆观察现代化洪流中的地方文化
提起《茶馆》，大概十个人中当有九个会想起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作品，而这一次我们走进的，是那遍布在成都大街小巷之中的茶馆。老舍先生的《茶馆》以小故事反映大时代，而在王笛教授的《茶馆》里，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地域文化的深入解读和对社会问题的现实思考。
《茶馆》成书不易，从论文到出版足足经历了十年之久，王笛为此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可想而知，他将此书当做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极大程度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从街头巷尾的生活细节，到对城市空间的深入研究，王笛细致入微地、以非常生活化的姿态讲述着那些跟成都茶馆有关的故事、历史和文化，却极为严肃地道出“城市趋于千篇一律，地域文化消亡”的不争事实。
“茶馆”虽小，却包罗万象。
王笛教授对于自己的写作方式有一个非常有趣又形象的比喻，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个人类学者，喜欢对同一个地区进行孜孜不倦的长期田野考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纵观王笛教授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几乎都是以对于成都这一地区的观察出发，譬如研究川西乡村暴力与秩序的《袍哥》、研究成都公共空间和下层民众的《街头文化》、研究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跨出封闭的世界》等等，皆是从同一个区域的某一个侧面作为切入点，再展开多方的比照考察，以小见大地建立起宏观联系，知微见著地展现出细节的力量。
王笛说，“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令我心醉”，殊不知，他笔下的这些研究考察的文字，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专注与深入，才呈现出了一个更细腻、更全面、更真实，也更加别具一格的天府之国。
若是说起“一城居民半茶客”，恐怕非成都莫属了，《成都通览》中有记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其中就有454家茶馆，可以说，几乎每条街巷中都开有茶馆。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成都的茶馆数量依然非常客观，据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成都目前约有3万余家茶楼茶馆。
李劼人就曾这样描绘过晚清的场景：
好家伙，连小的茶馆都得有个二十来张桌子，那么，发生在这茶馆之中的故事还能少了？
故事虽多，当总要有个脉络和重点，而王笛的这个“故事”，便从1900年农历己亥年腊月初一的那第一杯早茶说起……
成都的生活节奏是出了名的慢，这慢其实也体现在这遍布于大街小巷的茶馆当中。饮茶之习源于四川，“吃早茶”更是成都人的生活习惯之一，最近发生的大事小情，没有一杯早茶的闲聊打听不来的，闲来无事，那便“去口子上茶铺吃茶”去！
彼时虽然正值兵荒马乱的的风云年代，义和团的这把野火在北方正如火如荼，但是“天高皇帝远”的成都，不仅远离清廷，也尚未受到这场风雨的波及。
成都的茶馆是男人们的天下，女人，尤其是中上等人家的女人，是绝不会出现在这里的，所以茶馆中闲聊的话题除了一些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更是少不了时政。
然而这样悠闲的画面却因时代的动荡和风云变幻而染上了一抹艰辛与无奈的阴霾色彩，王笛在这里巧妙的将“茶馆”作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见证者和观察者的角色，一句“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的茶馆生活，既是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亦是未来50年那充满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经历的开端”，满是叹息之情的同时，也完美地将内容过渡到晚晴和国民时期动荡不安的近现代社会当中来，并且以茶馆作为观察成都的“显微镜”，也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从而隐藏于揭秘微观世界里包罗万象的广袤社会空间。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连的公共空间之一，茶馆中发生的事情、讨论的话题、走过的历史岁月，其实都是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成都这个城市的社会状况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改良与现代化进程却在无形之中加强了国家角色的同时，也削弱着地方文化，而此时看似毫不起眼的一间间小小茶馆，却凭借着它们坚韧、灵活的特性，充当起“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的重要角色。
我们刚才提到，战争的阴云也同样笼罩着成都，可实际上，相较于很多其他城市来说，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也并没有让成都的生活方式发生太多、太大的变化，很多来到成都的外乡人更是因此而对这里情有独钟。
这样放松、悠闲、备受人们喜爱的茶馆，也曾经引起过巨大的争议，20世纪上半叶，当地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的精英们视之为“落后”生活的代表方式，战争的到来更是让人们一度以“吃茶”为自私麻木的表现，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到后来外来文化的侵入，很多人渐渐觉得喝咖啡才“时髦”，去茶馆那简直太落伍了，反而一直以来倒是外乡人更加支持、欣赏和向往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吃茶算罪过吗？”关于茶馆的争论声险些掩盖了茶馆生活本身的意义，所幸，虽然时代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成都的茶馆依然欣欣向荣。
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当中，王笛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中的各个细节面面俱到地讲述了“茶馆”这样一个看似早该被现代化的时代浪潮所“革新”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顽强地作为非常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延续下来、并且愈发繁荣的，我们通过那一幕幕具象的画面，看到了一整个城市的缩影。
《茶馆》读后感(四)：一切风云旧梦都是茶壶里装载的宇宙
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的领域与研究题材一直在扩大，将历史的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从对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件的研究转向对日常生活、普通人物以及他们的经历的研究，从对看似微不足道的对象的研究来发现历史，了解历史。这样观察细小的对象为基础的历史方法就是微观史研究。采用微观史的方法就是带有解释历史的宏大意图，一滴水可以折射世界的真相。
学者王笛一直致力于研究四川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与《街头文化》、《袍哥》等共同构成对中国地方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深入探究，这也是代表历史研究视角的转变，通过追寻多样化的“地方”图景来探查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真实一面。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所谓“一城居民半茶客”，成都人民对于茶馆的热爱相当于巴黎人民对于咖啡馆，成都茶馆历史悠久，喝茶习惯自西周历经千载，“茶房食肆”直到19世纪初的竹枝词里才第一次提到茶馆。20世纪初不管是本土作家李劼人，沙汀，还是外来者都对成都茶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930年成都人生活节奏是“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水一坐三四个钟点。”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
王笛抓住了成都人的心头好，茶馆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搜集相关茶馆资料非常困难，除了当时档案馆相关资料，作者研究时代处在战乱时代，很多当时珍贵的资料都被毁坏遗失，包括相关茶馆的内部资料、账本、顾客情况，这些都很难建构完整的历史叙事。关于资料方面对于微观史研究是重要的考验，作者选择了很多作家作品、报刊杂志、回忆录、相关照片录像等，选材广泛而谨慎，这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学习的学术态度。
本书重新再版，作者增加了新序言和中英文版序，序言的内容都是11年来这本书在国内外引发的反响和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等，这些国内重要研究成果可以为读者指出本书的优点与局限之处，作者在其中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有条不紊讲述自己创作的主要目的与研究方法。
序言中作者介绍了本书的结构，按专题来书写成都茶馆发展史。分三部，从茶馆的社会文化史，讨论顾客，第二部分聚焦茶馆本身，研究茶馆的经济文化史，第三部研究的是茶馆的政治文化史。三部分连同结论环环相扣，将茶馆置于城市文化历史视野中，贴近社会底层，发现历史和文化的瑰丽底色。
从20世纪第一天，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成都的茶客们还是依旧起来喝早茶，茶馆灶上十几个铜壶呼呼作响，老茶客刚坐下，在热情招呼声中盖碗茶早就放在了桌上，这碗茶可能会在桌上停留好几个小时，这和往常一样生活习惯延续的一天，也是未来50年动荡艰辛生活经历的开始，一声叹息中，茶馆能够在兵荒马乱下存活下来。作者用一个长镜头般的流畅语言展现了新世纪第一天传统又变革的一天，抛给读者一个问题，四川茶馆如何乱世求生存？
在作家沙汀小说《某镇纪事》里，就写道一条正街有六七家茶馆。可见茶馆在成都这座城市的普遍性。和四川朋友聊天，谈起茶馆，她说起自己爷爷年轻时候在宜宾开茶馆，每天都座无虚席，人们可以在茶馆吃茶、聊天摆龙门阵、做活、吃饭打热水。茶馆是市民休闲社交场所，也是信息中心，大家相互交换着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国家大事。如作者所说，这恐怕也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之一。
四川的茶馆几乎是所有成都民间演出的发祥地，作者考查，茶馆可以观赏到相声、评书、杂耍等。戏曲多样自然鱼龙混杂，戏曲改良成为政府、精英以及其他社会集团政治议程的一部分。
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成都茶馆茶客三教九流，隐形存在着阶级划分，看似轻松休闲氛围实际暗涌各种权力争斗、生死买卖，在动荡岁月中曲折肆意发展中受到各方约束，因着政治因素也会与启蒙、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抗与新生力量不断积聚，潜移默化或者暴风骤雨一般进一步冲击到当地的正常生活。比如女性在1930年以后可以成为茶馆新客或者女茶房，袍哥从暗地里走向明面，最终经历半个世纪的沧桑，成都茶馆在1949年有659家茶馆，是1935年以来最高峰。
作者王笛在文中讲述了茶客、茶馆的发展研究，书中没有避讳茶馆中各种暴力阴影下的罪恶，完全根据史料本身进行细致描绘，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现代国家的介入和冲击，实际上给茶馆和公共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不稳定和混乱。
如今百度成都茶馆，数量已经过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依旧折射着中国城市的崭新变化。
《茶馆》读后感(五)：一城居民半茶客
“一城居民半茶客”
“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民谚
“十九世纪末的成都。这天凌晨，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更夫不过刚敲了五更，在这个寒冷的冬日，谁不想在热被窝里多睡一阵？但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已经能够听见堂倌下门板、翁子匠掏炉膛的声音，他们知道这是本街茶馆准备迎接吃早茶的客人了。”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作者王笛，1956年出生于成都。现任澳门大学杰出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共同主编。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这本书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从茶馆生活到经营、同业公会、雇佣以及茶馆政治、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独特的活力和文化的形成过程。
北方人与茶
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对茶馆这个场所其实是没有太多概念的。相较于茶馆，天津在早些年间是有路边的茶摊或茶铺的。这些商家没有正式店面，都是在路边或树荫下，支上几张矮桌子，放上几个板凳，用海碗或搪瓷茶缸盛上一大碗茶水等待着主顾的到来。摊铺上使用的都是廉价的花茶。来这里喝茶主顾多以露天作业的体力劳动者为主，与成都的茶客不同，解渴才是他们来喝茶的第一目的。至于价钱，2分钱就能喝上一大碗，确实是价廉物美的第一选择。
大碗茶
北方人还有一个常规的喝茶场所其实是澡堂。去大众浴室泡澡是北方男人最爱的休闲活动之一，其在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等功能性上并不逊于南方的茶馆。八十年代的大众浴室，是给洗澡的客人提供床的，同时还供应茶水、瓜子和青萝卜。人们洗完澡通常不会马上离开，都是喝茶聊天，甚至还有人会趁着泡的舒服了睡上一大觉。
在北京，戏院在17-18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院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都是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呆在茶馆里。
南方人与茶
南方人与茶，与北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茶馆在南方就发达的多。广东一般称茶楼，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馆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茶客多是趾高气昂的富商喝士绅。在扬州，茶馆喝公共澡堂经常合二为一，一般早上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现，茶客多为中下阶层。而成都茶馆的规模和数量、茶客的众多以及对社会各阶层的包容性堪称各地之最。
成都的茶馆
民间有句谚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汴京和南宋首都临安，有不少“茶坊”，提供了同行同业聚会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茶馆是现代用语，民国之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在中国，成都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道：“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
实际上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做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第一阶段从晚清道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做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关于茶馆的争论远超过茶馆本身，表面上是因为茶馆，实际却是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地域之争、中西之争、有权无权之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老乡”这样的茶馆文化捍卫者，仍然相信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社会进步后，茶馆终将消亡。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似可以轻易将茶馆取代的新的公共空间层次不穷，中国传统的许多东西永远消失了，但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这本书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通过讲述茶馆里发生的故事，揭示关于茶馆的许多细节。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不仅能帮助我们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更可以让我们看到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统一模式过程。
《茶馆》读后感(六)：唯有茶馆才能体现成都的淡然， 茶馆是成都一道不可错过的靓丽风景线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我管世界1900—1950》
有一年，去成都旅游，想要拍摄一组与众不同的老成都市井生活，当地的朋友婉然一笑说：去趟老茶馆就足够了，成都是个大茶馆，每个茶馆都是老成都的缩影。
茶馆在成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于成都的茶馆，无论是影像记录，还是文人的鸿篇巨著，以茶馆为背景的文章，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纯粹从学术的角度，系统全面解读茶馆的前生今世，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我管世界1900—1950》，应该算是近期读过的，内容详实丰富的一本，有关茶馆学术研究的书籍。
鲁迅先生在《喝茶》一文中写到：“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以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但这须在*坐无为的时候的。”
而成都人无疑是有这种清福的。
每天光顾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茶馆生活轻松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里会面、聊天、下棋、谈生意等，进行各种活动。茶馆有其特殊的诱惑力，诱使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的在那里消耗时间。
茶馆创造了一种环境，人们可以在那里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表是否寒酸或腰包是否充实，或行为是否怪异，从一定程度上讲，茶馆是真正的自由世界。
作者王笛，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提为副教授。1999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2005年任旅美中国历史学会会长，2006-2007年度为美国国家人文中心研究员。2009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
王笛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从小在成都茶馆氤氲的茶香中蜕变成长，对于成都茶馆历史厚重感的了解，王笛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作为研究茶馆的学者，只有亲身在茶馆文化中沉浸良久，才能有底蕴、有底气说自己能够将成都的茶馆文化归纳总结继而升华。
王笛说：“现在我的尝试是要把历史的写作回归人文……我是为下层人写历史，为一般民众写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成都给外地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闲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馆里表现的淋漓尽致。光顾茶馆成为很多人一生的日常习惯，因为成都人生来就有一种闲散的脾气，随便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朴实无华之中，带有恬淡、休闲的性格，所以养成了爱上茶馆的习惯。
位于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馆，已近百年历史，保留了老成都原汁原味的茶馆文化。每天清晨，晨起锻炼的老头、老太太们，早早地就坐在鹤鸣茶馆，悠闲自在地开始喝茶，开始一天的退休时光。
曾经有人担忧，成都茶馆在咖啡馆和酒吧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随着老年茶客的退出历史舞台，茶馆也会随之淡然，对此王笛很自信地写道：茶馆实际上是个窗口，虽然是个小的空间，但它反映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通过茶馆的微观世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的世界的变化。
事实证明，王笛对茶馆的研究客观而真实，具有前瞻性的学者眼光，现在成都不仅中年人在空闲的时候，约上三五个朋友到茶馆，一边看着戏一边喝着茶，就是年轻人也会周末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剧本杀，到茶馆的成都人，不仅仅把茶馆喝茶作为日常的消遣方式，茶馆也是多数成都人交流和联络感情的一处绝佳选择。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我管世界1900—1950》，用大量的历史图片、解密的老档案，旧版报纸的新闻报道、民国作家关于茶馆的作品等等二手文献，还原茶馆在1900——1950年期间的社会情景，在这些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不断推导得出关于茶馆和社会、茶馆和民众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原茶馆在此期间充当的文化和历史角。这本书对于普通人了解成都和成都的茶馆，是一个非常便捷的窗口。
我尤其喜欢“茶馆文化—茶馆中的语言和习惯”， “在公园和成都郊区，茶馆一般坐落在竹林之中，夏天人们在里面享受着阴凉，茶馆的竹椅子都有靠背和扶手，坐在上面舒适方便，与矮方木桌非常般配。因为使用经年，被磨得油光锃亮，如古铜一般，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通过这个细小的侧面，可以真切感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成都城市历史的脉动。
很多时候，茶馆里的旧物件，都带着老成都的脉搏体温，让人们一探民国那个特殊时代里成都人的生活实态。
对成都人来说，一年四季，到茶馆喝一碗茶，是很巴适的事。
“喝茶这个事，主要是喝个氛围。你一个人在家喝有啥子意思吗，我这么远都不怕麻烦，专门坐公交车来茶馆喝茶，图的就是茶馆这哈，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好交流撒，听茶馆的老客天南海北摆摆龙门阵，打听点小道消息，看下子茶馆的热闹样子，真的是巴适得很。”这是一位老茶客，在我们问他为啥来茶馆喝茶，在家不能喝茶吗随口一说的话。虽简单直白，却充满生活的哲思。
老舍先生曾在《茶馆》中写道：“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这虽然说的是老北京的茶馆，但放到成都也毫不违和，可见茶馆作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媒介，是非常妥帖非常称职的。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我管世界1900—1950》不仅仅是茶馆的简单记叙，而是充满学术研究的韵味，无论你是喝茶爱好者，还是对茶馆的历史情有独钟，在这本书里，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本书需要慢下来细细的阅读，就如同好茶需要在茶馆特有的氛围里，慢慢地才能品出老味。
《茶馆》读后感(七)：《茶馆》，一本书写尽成都茶馆文化的社会史和城市史
这是宸妈2021年发布的第141篇原创内容
全文共计2320字，大约需要2-4分钟时间阅读
坐标成都，标准川妹子。
小时候跟爷爷习惯去茶馆，喝茶、听戏。
再大一点，习惯跟爸爸去茶馆喝茶，吃瓜子。
再然后，我也习惯了喝茶，最爱竹叶青，浮沉之间如人生。
成都人的业余生活，闲得无事去茶馆喝茶是常态。
成都的一年四季，除了冬季阴冷，其余四季在室外喝茶都是极其闲适的一件事。
春暖花开，那是要去龙泉山坐在桃花树下喝茶的，就算不去龙泉山那也要去附近的田坝里，找片油菜花地旁边支个小桌子喝茶的；
夏天，最适合在河边喝茶，凉风习习，热了还可以把脚伸进河水里，孩子们就在旁边玩水枪；
秋天，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应该在桂花树下喝茶哦，时不时的飘落几颗桂花落进茶碗里，又美又香；
冬天冷，那就躲在空调房里，一杯热茶，三五好友，闲聊、打牌打发时间。一旦遇到有太阳的时候，在室外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喝茶那简直就是成都人冬天的一大盛事，几乎每一个广场上都可以看到摆满了茶桌，成都人懒散的在太阳下摊着，像极了在阳光下充电的样子……
有一年夏天路过济南，顺路去看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那片荷花开得很好，我转着转着发现有卖茶的，于是点了一杯茶坐下来歇脚。纯粹是成都人的习惯，走累了看到有茶馆那就坐下来喝喝茶歇歇脚，顺便看看风景。
半个小时后，我慢慢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面前的荷塘景色很美，来来去去的游人也不少，可是茶室里却只有我一个人坐着在喝茶！
回成都以后，我特意去了桂湖喝茶，果然是我熟悉的桂湖，荷塘边的茶座一座难求，哪怕室外温度不低，需要风扇不停的吹着，荷塘前的茶座也座无虚席。
果然成都才是喝茶人的天下，大明湖畔那么美的荷塘前茶室居然无人！
看成都籍的历史学家王笛的《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后称《茶馆》）这本书，让我对成都的茶馆文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认知，第一次意识到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茶馆，其实背后蕴藏着成都人千百年来生活的智慧和错综复杂的世界观，果然人傻多读书！
王笛，1956年出生于成都。现任澳门大学杰出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FHC）共同主编等。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其他代表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
这本《茶馆》是我读过的书里，注释最让我有感触的一本书，每个章节的注释都密密麻麻，可见作者为此所做的功夫。
作为一本学著，王笛的论述相当的详尽，用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增加丰富生动的细节，整本书充满了生活气息，针对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都十分友好。
成都人喝茶
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前的成都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茶馆》的开篇，当王笛用生动的描述讲述了1900年1 月1日的这一天清晨，成都街头的早茶场景时，我的记忆似乎在那一瞬间被唤醒。
小时候跟着爷爷去喝早茶的那些记忆如波涛般涌来。
爷爷是个讲究的人，小镇上逢单赶集，爷爷一场不落。
爷爷赶集，早上在家吃过早饭后，就带着我奔着集市去了。先去采买当天要买的家用，然后就去熟悉的茶馆。老远熟悉的茶倌就会招呼，然后会有相熟的老友打招呼，大家吆喝着茶倌要给爷爷的茶钱。一般轮流给钱，茶倌每次都拿捏得很好，不让每个人都感觉尴尬。
我是蹭吃的姑娘，于是爷爷一般会给我在隔壁叫上一碗手打糍粑，叮嘱我慢慢吃，然后他就开始和老友们喝茶、抽烟、闲聊。
有时候他们会打牌，于是茶倌拿来长牌，他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抽取牌金，我最早的长牌技术就是在这种场合耳濡目染的。碰上哪一把牌赢面大，他们一般会在赌金里抽一两块的小额给我，让我再去买零食吃，我自然是欢天喜地的。
喝完茶差不多快中午了，爷爷会带我回家，路过油糕摊位，会惯常给我买一个鸡冠油糕，我一边啃着一边屁颠颠的跟着爷爷跑回家。
下午午睡后，院子里就会有隔壁邻居来找爷爷喝茶打牌，他们一般就会在院子外的竹林里坐下来，一下午的时间消磨得很快。
我爸结束生意回家养老后，基本上每天的生活也是这样，上下午两场去茶馆喝茶，几乎雷打不动。
成都人去茶馆喝茶，我以为是骨子里的。
成都的茶馆文化
王笛在《茶馆》中，详实的记录了成都的茶馆文化，在1900年-1950年间，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翻天覆地的，成都人的茶馆文化似乎从来没有枯竭的迹象，随着时代的车轮进步，成都的茶馆文化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却从来不曾被遏制。
从历史学的角度，成都的茶馆就如欧美的咖啡馆和酒吧，是公共空间，更是社会化的一个微观窗口。
普通的成都人在茶馆里喝茶、吃小吃、闲聊、社交；挖耳朵的手艺人、讲评书的、唱清音的、修脚的……不同的诉求者在茶馆里都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自在和舒适。
从男人的独居地到逐渐有了女茶倌，到慢慢有了女茶客，历史记录中这个过程不算短。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男尊女卑情况下，女人们的生存价值是有多低。
从档案资料中，可以分析出旧时成都茶馆的组织和经营状况，可以分析出秩序的维持者和多方的较劲，茶馆之于社会，之于文化，之于政治的不太角色，原来在成都的历史中，从来都是鲜活又缄默的。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社会的变迁需要符合人的诉求。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读完《茶馆》我才明白，成都人的安逸和闲适，是成都人从古到今安全感的源头，这座城市，有着这么多的茶馆公共空间，有着这么大的包容性，当然也有着无数的可能性！
成都欢迎你，成都茶馆，等你春夏秋冬四季来坐坐！
我是宸妈，2020年读书160本、一周至少读3本书的读书人。关注青少年教养和自我终身学习，分享我的读书、教育和心理知识。喜欢我的原创文字欢迎关注、点赞、转发和评论！转载请联系本人，谢谢！
《茶馆》读后感(八)：追寻消逝的旧梦：王笛、《茶馆》与成都
“王笛，《茶馆》与成都”，作者摄于鹤鸣茶社，2021年8月19日
作者简介：罗宇翔，成都人，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历史学家王笛所著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一书在英文世界出版。两年后，该书中文版《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下文简称《茶馆》）问世。写作本文的不久前，《茶馆》第二版也正好与读者见面。[1]十余年间，本书总共重印了13次，一部学术专著能展现出如此旺盛之生命力，且至今依旧丝毫不显颓势，实属少见。自上大学接触本书以来，我已不记得读过多少遍了。学问总是在进一步中有进一步的欢喜，身边的书堆换了一摞又一摞，但《茶馆》却始终被摆在桌上被醒目的位置，过不了多久我就要重新翻翻。 可奇怪的是，于我而言再熟悉不过的《茶馆》，却是自己最不愿意论及的一本书。以往写作书评，我也自觉避开此书，就算提到，也只敢稍作概述。原因无他，只是总觉得他人之评介已经颇为全面[2]，自己尚不能超越，便只好就此作罢。然而，随着学识渐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学术品味与价值关怀都无法绕开《茶馆》。本书诞生十余年来，已被公认为“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研究中国史的成功实践”，作为一本微观史著作，《茶馆》可谓很“轻”，然而对我来说，《茶馆》却很“重”。
一、微观与宏观：小茶碗里的大乾坤
三版《茶馆》
左图：“光膀子堂倌”，摄于观音阁茶馆，时间不详右图：“茶馆里的女服务员”，作者摄于鹤鸣茶社，2021年8月19日
如书名所言，本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茶馆”这一微观世界之中，考察范围大致从1900年到1950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在中文版序里，作者便开门见山指出，通过《茶馆》，他想要表达的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3]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作为贯穿清廷、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一条主线，可谓是最为宏阔的时代命题。
作者试图论证，国家日益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伴随着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感知与回应。更深层次上，以现代化话语为主导的国家文化逐渐渗透地方文化，试图予以改造取缔，然而地方文化却展现出绵绵不断的坚韧性与灵活性，以此对抗国家文化的持续入侵[4]，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一大脉络。而茶馆作为成都最具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小商业经营场所，其中还承载了政治、社会诸层面更为丰富的意涵。因此微观世界的茶馆，正是我们观察二十世纪上半叶宏观历史变迁的一个绝佳窗口。 全书共11章（引子“早茶”与尾声“寻梦”两节不计入，将在下文详述），除去“导言”与“结论”两章，主体共9章，依次分为“茶馆与社会”、“茶馆与经济”、“茶馆与政治”三个板块，每部分各3章。不难发现，作者并未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历史分期，而是以社会、经济、政治三个专题为论证主轴，搭建起分析叙事的整体结构。在他看来，如此安排好处有二，一是“可以使杂乱无章的资料更系统化”，二是“可以就茶馆的某个方面进行比较完全的描述”。但他同时也指出，在以专题为主轴的论述中，也会“十分注意年代的问题”。[5]
第一部分“茶馆与社会”将茶馆放置于大众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考察，着力呈现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公共属性。茶馆与其他公共空间有何不同？茶馆如何吸引顾客？哪些人到茶馆吃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茶馆又扮演了何种角色？“闲茶”一章详细回答了上述问题，生动描绘出茶馆是如何成为了街巷邻里的公共生活中心，展现出茶馆自身的独特魅力。成都民谚称，“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茶馆对于成都人来说无可替代的意义，可见一斑。
“娱乐”一章探讨了茶馆的娱乐功能及其被改造的复杂过程，作为街巷邻里的活动中心，茶馆中茶客的摆龙门阵、艺人的戏曲表演等行为共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民众的观念与认同。清末民初以来，政府官员与改良精英逐渐意识到茶馆在文化层面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改造地方戏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同时也颁行规章制度来管控大众娱乐，进而灌输正统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与精英逐渐进入了日常生活中的茶馆。
是哪些人在使用茶馆？他们在茶馆里扮演了何种不同的角色？“群体”一章从阶级和性别两个视角，对茶馆的使用者们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正如上一章所呈现的，国家与精英进入茶馆的过程也意味着茶馆自身功能的复杂化，来自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都在茶馆来往活动，尽管女性进入茶馆成为可能经历了各方势力的来回拉锯，但客源的扩大毕竟进一步强化了茶馆的公共属性。同时，茶馆也稳定发挥了凝聚邻里认同、促进社区生活的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茶馆与经济”侧重从小商业经营的根本性质来理解茶馆，突出刻画了茶馆的日常运作与行业规范。不同于已有关于中国近代工厂与公司的大量研究，作者对成都茶馆经济属性的考察提供了小商业发展流变的另一幅图景。茶馆是怎样维系日常运转的？又有着怎样的收支状况？“经营”一章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茶馆的数量、规模，对茶馆总量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探讨了开办茶馆所需的资金物件以及具体开办方法、经营方式、所有权、税务负担等系列问题。面对新式企业兴起、政府规章限制等挑战，代表小店铺经营传统模式的茶馆不得不相应调适自身定位，尽管艰难不断，然而其中大多数依旧顽强生存下来。
在努力维系日常运转的过程中，茶馆之间联合组织的茶社业公会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公会”一章正是围绕茶馆行业内部的公会而展开论述，展现了这些行业性组织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逐渐演变为国家控制的半官方机构，茶社业公会的流变可视为“国家政权建设”在微观层面的一个缩影。国家权力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茶社业公会的自治功能，但公会仍然能在必要之时发声维护茶馆行业的利益。 从行业公会的层面继续下沉，“堂倌”一章将目光聚焦于茶馆内部的雇工群体，以此揭示出在茶馆的工作环境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即作者所谓“职场文化”（workplace culture）。“堂倌”即是茶馆里的服务人员，另有“茶博士”、“幺师”、“茶房”等多种称呼，“茶博士”一词虽带谐谑之意，但却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身为茶馆雇工所应具备的技艺娴熟、人情练达。作为公共活动中心，茶馆每天都需面对大量三教九流之徒，这对堂倌的灵活应变能力最为考验。众声喧哗之下，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无论堂倌的茶艺有多么高超、人情是如何练达，也无法改变其始终处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最底层。无论是男堂倌还是女茶房，都无法避免工作之中难以预料的侮辱、剥削甚至暴力。
第三部分“茶馆与政治”对作为政治活动空间的茶馆加以考察，专门探讨了茶馆中相对稳定的公共秩序与时而有之的暴力事件，二者共同构成茶馆的政治属性。“讲茶”一章特别再现了人们在茶馆中“吃讲茶”的历史场景，并深入分析了“吃讲茶”背后的文化意涵与行为逻辑。“吃讲茶”又称“茶馆讲理”，即是产生纠纷冲突的双方邀请一位仲裁人，共同坐在茶馆评理的过程，其中，仲裁人往往由当地颇具声望的乡绅精英担任。在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深入地方社会之时，正是诸如“吃讲茶”一类的民间仲裁，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社会自治的作用。当然，“吃讲茶”并非总是如此有效，因仲裁者未能公正裁判、偏袒某一方而导致酿成双方激烈对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当“吃讲茶”失去秩序以后，“混乱”一章便将茶馆日常生活中的冲突暴露得一览无余，从口角争执到暴力**，茶馆的另一面说明了在井然有序的公共空间背后也暗藏不测风云。那么这些黑暗面是否就标志着“公共生活的末日”呢？作者认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尽管茶馆间或发生恶性事件，但日常生活仍然是以平和安宁作为主旋律，冲突与暴力毕竟还是凤毛麟角。
跳出场面混乱不堪的暴力事件，最后的“秩序”一章上升到整全性的视角，阐释了茶馆是如何发展为国家、精英与民众纠缠共生的政治大舞台。其中既有普通老百姓代表的平民政治，也有新式改良者推行的精英政治，亦有政府机构主导的国家政治。普通民众在此谈天说地，地方精英在此改良风俗，国家政权在此力求控制——三者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复博弈、来回拉锯，共同构成了五彩斑斓的文化谱系。
可以说，本书以社会、经济与政治为经纬，编织起一张有关茶馆的文化之网。凭借丰富的史料与细腻的笔触，作者在很大程度上精准捕捉到了茶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其后不乏有论者说到，“通过其对成都茶馆所做的近乎全景式的细致考察……王笛无疑将茶馆研究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6]的确，在这个意义上《茶馆》就好比一本百科全书，带读者走进二十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微观世界。
二、国家与地方：互动抑或对立？
“毛主席与老虎灶”，作者摄于观音阁茶馆，2021年7月8日
尽管《茶馆》被誉为“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研究中国史的成功实践”，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的背后，有着一条贯穿全书的论证主线：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这也正是本书结论一章的标题）的交错互动。如作者所言，他希望通过本书“探索国家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7]，因此，本书也可视作政治史的另一种书写手法。
作者的问题意识可谓相当鲜明，书中几乎随处可见对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二者关系的反复强调，或许是希望借此彰显本书的核心关怀。诚然，如李金铮所评价的，“以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作为《茶馆》的普遍问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吻合的。”[8]通过突出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二者之关系，本书得以将微观层面的茶馆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权建设”有机结合，让通篇论述能够围绕这一核心而铺陈开来，不至于因征引材料之庞杂繁多而支离破碎、离题甚远。
然而，书中对主旨的过度强调读来难免稍显累赘，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分析框架也隐含了将复杂问题化约的风险。例如，作者在中文版序里便点明本书的论证中心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二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9]将国家政权建设直接推导至在地方层面的影响，而地方文化又能够团结一致地抵抗自上而下的国家文化，此般互动的过程中恐怕也多少有些理想化的色彩。上下间互动路径的畅通无阻不免让人怀疑：在宏观的国家与地方二者之间，是否还有更多隐秘的环节被我们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是否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地方文化自身就真的是铁板一块吗？这些都是值得再加思考的问题。
除了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二分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野，对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讨论又牵涉到本书所关心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应用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围绕“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展开了激烈持久的学术争论，罗威廉（William Rowe）、冉枚烁（Mary Rankin）、全大伟（David Strand）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则驳斥道，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根本不能移植到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此外，黄宗智提出“第三领域”来试图对“公共领域”进行修正改造。[10]
在黄宗智看来，当把“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运用于分析中国历史之时，其中便已“预设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11]但王笛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非“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12]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王笛试图通过《茶馆》论证：无论在物质空间意义上，还是在与国家相对的社会政治空间意义上，茶馆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为了避免陷入无意义的辩论，王笛采用了将原有争议悬置起来的处理手法，他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回答“这个概念是否可以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13]，而是要十分审慎地考察民众、精英、国家与公共空间的不同关系，集中思考茶馆在日常生活、商业经营、公共政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不同角色。
的确，《茶馆》所试图论证的精英与大众分野颇为有力，但在如何定义精英、如何把握地方士绅的丰富内涵等具体问题上，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商榷。士绅精英维护地方秩序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自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有着多重面向，既不能简单归为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权力代表，也不能简单归为地方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治代表。士绅本身便受到国家文化的深层影响，唯有在科举体制中考取功名才有可能成为地方上有头有脸的精英[14]，所以“士绅”的隐喻已经蕴涵了受国家文化长期浸润的前提。
作为赴美接受了系统史学研究训练的中国历史学者，王笛对西方学术界的种种“概念”与“话语”相当熟捻，当从西方的学术视角观照到中国历史研究之时，搭建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自然成为相当自觉的研究旨趣——例如书中成都茶馆的一个跨文化比较对象便是西方城市中的咖啡馆、酒馆等公共场所，又如详细探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以及中国传统“公”“私”观念之间的内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茶馆》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功，达到了贯通中西、见微知著的写作效果。
但本书的不足或许也正来源于此，用西方概念作为理论工具来分析成都茶馆的中时段历史，或多或少放弃了从茶馆这个微观世界中提炼本土性理论的尝试，因而在原创性概念的贡献上难免稍显薄弱，已有论者注意到这一点。[15]对此，作者谦虚诚恳地回应道，自己在写作《茶馆》之时，“并没有就原创性概念进行努力，而只是力图对茶馆这个微观世界进行历史学的深入剖析”，未能努力提炼出“有说服力的原创性概念”，这也的确是“这部作品留下的一个遗憾”。[16]
诚如作者所言，在理论创新层面的缺陷是《茶馆》留下的一个遗憾，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出色地完成了一次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研究中国史的研究实践，在选择题材、切入视角、整合材料、回归叙事等诸多层面，本书为后学的研究跟进树立了可供借鉴吸收的典范。
三、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王笛学术史中的方法转向
王笛在《茶馆》的中文版序里提到，“西方历史学家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人类学者，对一个地区进行孜孜不倦的长期田野考察。”[17]以人类学者自比，作者大致道出了对人类学研究气质的偏爱，这种气质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茶馆》之中。对经验质感的执着与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可视为人类学的一大特色，在这个意义上，王笛的“茶馆”就好比阎云翔的“下岬村”、项飙的“浙江村”[18]，同样有着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可谓毫不逊色。
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王笛的“人类学研究气质”从何而来？蒙文通先生曾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跳出《茶馆》的具体文本，将之放置于作者本人的学术史脉络中，用“观其澜”的眼光加以考察，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这种独特研究气质背后的关键所在。
不同于公认的微观史杰作《茶馆》，王笛的早期研究阶段（1980-1990年代）恰恰是以宏观视野下的长江上游地区（他称之为“巨区”）作为考察对象，其成名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便受到了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与现代化理论两大史学思潮的深层影响，试图将“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历史加以结合，考察长江上游地区是如何在内外环境的交替互动中实现由传统向现代演变。[19]尽管彼时作者便意识到，“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20]，但在《跨出》一书中依旧可以清晰看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之巨。此外，《跨出》有着鲜明的计量史学特色，全书共有300余张统计表，试图通过数字来为所有问题提供“科学”的解释。
1989年完成《跨出》后，王笛自言感到了学术上的瓶颈：“未来的路在何方？我第一次出现了迷茫。”1991年，业已“功成名就”的王笛选择赴美求学，“把那些年在中国奋斗的成果一下子都放弃了。一切从头开始，放下副教授的身段，重新开始当学生。”[21]自1991年赴美，而后跟随城市史大家罗威廉攻读东亚史，到1998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再到2003年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中译本为《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群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一书[22]出版，十余年间，王笛完成了最关键的学术转型。
在经历中国史学传统熏陶之后，王笛转而接受美国史学的严格训练与跨学科视野的培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一般的痛苦”，最终实现了“真正从中学向中西兼具转变”。[23]可以说，进入中期研究阶段（1990-2000年代），在新的学术思维、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引导下，王笛由《跨出》的精英史观和宏大叙事逐渐转入《街头》与《茶馆》的大众史观和微观视角，如果说《跨出》是以精英的眼光审视长江上游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那么《街头》和《茶馆》则试图让普罗大众发声，对原先自上而下的观看方式进行反思。倘若不明就里，读者很难相信《跨出》与《街头》、《茶馆》三部作品竟然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前者浓厚的年鉴史学风格与主导叙事的现代化理论，让人很难将之与后者“为民众写史”的微观史学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来说，王笛也可谓是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开战。 “鹤鸣茶社”，作者摄于鹤鸣茶社，2021年8月19日 直到近期阶段（2000-2010年代），深耕微观史领域的王笛尤其注重文本解读，强调历史写作应当回归本真的叙事功能。2018年，茶馆第二卷The Teahouse under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中文版《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下文简称《茶馆》第二卷）[24]以及袍哥研究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中文版《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下文简称《袍哥》）[25]两书双双出版。其中，前者于2019年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UHA）两年一度颁布的最佳著作奖，凭借此书，王笛成为两度获此殊荣的历史学家（第一次为2005年《街头》获得该奖）；后者自同年在国内出版以来，成为溢出学术界而进入大众视野的历史文化畅销著作，引起学者乃至大众的广泛讨论。
《袍哥》的“出圈”离不开王笛在追求历史叙事生动性上做出的长期努力，该书延续了他从微观世界洞见宏观巨变的研究路径，利用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五类不同文本，“力图超越国家和精英的话语，从多方面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26]本书以袍哥大爷雷明远不顾乡亲劝阻、公开处决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开端，以极富诗意的笔调勾勒川西平原的乡村生活，时而行云流水时而跌宕起伏，读来酣畅淋漓。
纵观王笛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从《跨出》到《街头》、《茶馆》的关键转型奠定了此后他的研究风格，他所谓的人类学者气质也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孕育。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这一关键转型的背后，离不开1970、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在西方史学界的蓬勃发展。因此，在跳出《茶馆》梳理了王笛学术史的脉络后，我们还要理解更广义上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发展演变，进而再次回到《茶馆》。
如果以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于1976年出版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下文简称《奶酪与蛆虫》）一书作为标志，微观史的发展历程已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史学思潮酝酿初期便诞生了大量经典之作。[27]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勃兴并非异军突起，而有着相当丰富的理论渊源。
首先，此前的社会史研究受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两种支配性解释范式的影响[28]，二者均重视经济社会对历史演进的关键性作用，搭建框架、形成体系，试图提供一套整全性的、无所不包的解释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跨出》正是依循这一路径而展开研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分析框架颇具解释力，尤其是当被应用于梳理大历史演进脉络之时，其宏大而迷人的体系往往也令诸多历史学家心醉神往。然而二者对经济、社会因素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体系结构的一味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也多少走向了经济社会决定论的极端路径。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的反叛，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崛起的一大动能。
其次，发轫于1960、70年代以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运动对理性时代的颠覆性批判，通过揭示理性崇拜的异化如何侵蚀到文明与人性的深层，将被奉若绝对真理的理性从神坛上打落下来，后现代之风横扫学界。[29]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正是后现代思潮在史学领域的鲜明反应。
人类学进入历史学对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发展更为关键直接，这也就能理解王笛为何自比为人类学者。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进程中，以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ord Geertz）的影响为最，他对尼加拉、巴厘岛等的研究极大地开拓了文化史家阐释的视野与可能性，为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提供了得心应手的分析工具。[30]通过表象、符号、话语、象征、仪式等文化人类学术语，编织起一张心态、情感与意义之网，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完成了对年鉴学派框架、结构、体系等概念的置换。
除了上述三支主要的思想资源，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对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的研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中对整体史提出挑战、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主张也极大地影响了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独特的研究风格。
应该说，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并非是概念先行的新史学思潮，而是在一系列滥觞之作接连问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就连“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这一名称也是要直到1989年才由林恩·亨特（Lynn Hunt）等学者首次正式提出。
这批经典均以叙事见长，如《奶酪与蛆虫》一书便是极其另类的学术写作，全书本就不大的篇幅分为62章（其实更像是62节），有的章节甚至只有一两页，完全是小说般的谋篇布局，读来也是引人入胜。在摆脱传统史学精英主义的同时，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拒绝沿袭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计量方法，而是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心灵世界，以吉尔兹“深描”（thick deｓｃｒｉｐｔion）般的手法沉浸于“地方性知识”，通过文化之网追寻“地方性历史”、重访故纸堆里“隐秘的角落”。
因此，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崛起也意味着叙事史学被重新带了回来，但这并非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叙事史学传统，而是蕴涵了新情势下范式的转移与迈进。从19世纪的兰克学派到二战后占据主流的社会史，它们共同的追求是将历史学科学化（或学科化），试图寻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利用“科学真理”对其加以改造。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显然拒绝了这条现代主义史学的老路，而是重新发现史学的叙事性与文学性，在多元一体的人类社会中去解读语言与文化的奥秘。
通过上述对王笛学术史与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匆匆回顾，不难发现，作为新史学思潮的后者对前者的关键转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从《街头》《茶馆》到《袍哥》，作者对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吸收运用也愈发自然，在《袍哥》所呈现的传说、记忆与历史中，原本尚需多加强调的研究取向已然内化于字里行间，浑然一体，不见任何雕琢痕迹。因此，《茶馆》得到的赞誉“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研究中国史的成功实践”，同样适用于此前的《街头》以及此后的《袍哥》。
四、以碎立通：资料使用与文本解读
作为仍在行进中的新史学，新文化史与微观史也面临着诸多不得不应对的挑战。对史学“碎片化”的担忧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遭受的一个关键质疑，有关史学“碎片化”倾向的讨论也是近年来持续不断的热点话题。从整体史走向局部史，从整全性知识走向地方性知识，研究领域固然极大地细化丰富了：题材从革命、阶级、城市、灾荒到身体、心性、仪式、象征；然而视角多元的另一面是众声喧哗，难免混淆主次、易失本源，致使局部化为碎片。在批评者看来，这就好比盲人摸象各摸一段，最终只会是“七宝楼台，拆开不成片段”。
《近代史研究》期刊曾就史学“碎片化”的讨论专辟栏目，邀请多位历史学家围绕该主题展开笔谈。章开沅先生便认为，宏观与微观不过都是相对而言，“碎片”一词也往往容易产生误解，所谓“碎片”是指后人对历史的认知无非都是一鳞半爪，而并不是说“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31]同样，罗志田也指出，史学本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尽管史料本具有的断裂与片段特性无法避免，但并不妨碍治史之人从零碎的片段中见微知著，洞见整体的形态及其意义。比起所谓“碎片化”，更需要警惕的是在已经相当“碎片”的研究题目中，依旧是只有通篇空论。且不论题目大小，论述都应当循序渐进由虚入实，先把问题讲清楚，“再言能见其大不迟”。[32]因此，这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同期笔谈中，王笛则以“辩护”色彩强烈的《不必担忧“碎片化”》一文予以旗帜鲜明的回应。在他看来，所谓碎片与整体只不过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建立在碎片的基础之上，哪怕没有整体，也不能没有碎片。他进而强调，“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即便是有志于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宏大叙事，实际上“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33]这篇文章重申了他所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当今的历史研究尚未走出传统的帝王史观，我们对“碎片”的关注并非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
面对“碎片化”的认知与不成系统的史料，历史书写并非就是散碎一地的文辞，无法收拾。恰恰相反，通过使用恰当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原本零散的史料也能被充分调度而最终成一整体。《茶馆》便是凭借社会、经济、政治三条主轴，贯通整合起庞杂零碎的各类材料。
其实在“碎片化”讨论的背后藏着一个更根本的追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局部能够代表整体？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特殊性能够体现普遍性？在哲学层面，这将会是一个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但就具体实际的研究层面而言，王笛已经在《街头》、《茶馆》与《袍哥》中提供了他的解决路径（至少是试图解决的方案）。微观史的魅力正是在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如他所言，微观史研究的意义便是“能够为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提供个案分析”，这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地方的知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34] 除了历史“碎片化”的讨论之外，关于材料运用与文本解读的问题也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需要再作思考的。傅斯年曾有“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名言，其本意在于突显，对史料及其运用的新认识深刻影响了近代史学的新视界。拓宽史料边界、革新史料运用本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立身之本，但史料的运用与文本的解读是否存在一个合适的“度”，以及“宽”或“窄”的解读口径是否应当有所规范，这些都是亟需回答的问题。
正如在《袍哥》所招致的批评中，最常见者便是指责本书仅凭民国时期一个女大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来作为核心材料，“注水”而成一本专著。显然，持此种论调者并未注意到书中设计精妙的三重叙事结构，“雷明远”（袍哥大爷）、“沈宝媛”（民国女大学生）与“我”（作者王笛）三者共同构成了复调的袍哥历史[35]，我愿称之为“一位川西袍哥的历史三调”。在原始材料的巨大限制下，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动用其他材料而展开叙事，其难度与风险之大，绝不亚于写作一本纵横古今的宏观历史，绝非“注水”可以实现的。因此，《袍哥》在当下所遭受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微观史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依旧任重道远。 就《茶馆》而言，其资料收集与注释说明几乎达到了“巨细靡遗、竭泽而渔的地步”。[36]成都市档案馆藏有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大量珍贵材料，“散布在警察、商会、政府商业管理档案等档案之中”，“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通过分析这些价值极高的档案记录，作者得以掌握相对可靠的茶馆规模、日销量等经营状况，进而在原始档案基础上努力还原历史场景，读来就如身临其境坐了一整天茶馆，各色人等的交流来往历历在目。但作者同时也指出，档案材料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例如有记录的时段分布不均，侧重登记数目而不甚关注茶客本身。因此，在档案之外本书广泛使用了报刊资料（如《成都快报》、《国民公报》、《华西晚报》）、小说与竹枝词（如李劼人《暴风雨前》《大波》、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林孔翼编《竹枝词》）甚至历史照片等大量材料，以达到尽量克服档案局限的目的。[37] 对图像的使用和解读可谓本书之一大特色，历史照片所展现的场景往往有着文字难以描摹的说服力。通过考察《茶馆》英文版（2008）、中文版（2010）以及新版（2021）三个版本图像使用的差异与变化，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图像表征与历史本相二者的复杂关系。
英文版共39张图像，其中16张为书刊报纸剪影（《成都通览》、《通俗画报》、《通俗日报》、《新新新闻》等）以及后人创作图画（《老成都》风情画、《老成都食俗画》）；5张为西人所摄，以当时在成都的美国教师那爱德（Luther knight）影集为主；10张为作者与陈锦所摄（鹤鸣茶社、大慈寺内茶馆、商业场、悦来茶馆等）；另有4幅地图，3张图表，1张档案剪影。
较之英文版，中文版的图像总数大幅增加，达96张，其中作者与陈锦所摄照片、书刊报纸剪影、档案剪影明显扩充，分别有37张（陈锦摄影作品增加较多）、30张、14张（《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同兴茶社、永明茶社《商业登记呈请书》；《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此外西人所摄照片10张，地图5幅。陈锦摄影集以呈现原汁原味的民俗风貌著称，其镜头敏锐捕捉到了茶馆中的休闲与慵懒[38]，与作者的流畅叙事加以结合，二者相得益彰。
新版所用图像又有了一些调整，全书共84张，书刊报纸剪影及后人创作图画30张，档案剪影14张，地图5幅。值得注意的是，西人所摄14张图片的来源有所增加，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 麦丹斯（Carl Mydans）于1940年代在成都茶馆拍摄的照片收入其中。此外，作者摄影共21张，拍摄时间为1997年、2002年、2003年、2015年以及2019年，其中增添了在极具特色的观音阁茶馆所摄照片。扎根于一个地方进行持之以恒的田野调查，作者对茶馆持续二十余年的关注，正是他所谓“人类学者”研究气质的最好体现。
图像证史提供了重新认识“史料”的新路径，当把同一场景的旧图与新图放在一起观看，如李约瑟于1940年代、陈锦于1980年代、王笛于2010年代在成都茶馆所摄的照片，不同年代的成像就好比历史的层累，往往“展示了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连续性”。[39]但与此同时作者也强调，图像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我们能看到的，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后人对图像的观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都市的一种历史想象”，是“通过现存的文本的解读和我们对今天城市的体验”，从而“建构一个头脑中的逝去的世界。”[40]
《茶馆》三个版本中图像使用的不断增补调整恰恰表明，资料的收集绝非能毕其功于一役，往往需要如马拉松般的日积月累。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章开沅先生所言，“后人对历史的认知无非都是一鳞半爪”，唯有对历史的认知“碎片”积攒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对历史的通盘认识才能渐趋丰满。
五、余音：从“早茶”到“寻梦”
本文第一节已提到，除《茶馆》主体共11章外，书中首尾各有一节，引子题为“早茶”，尾声名曰“寻梦”。不同于论述主体部分征引材料之详尽，这两节内容没有任何注释，而是以近乎文学般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两幅有关成都茶馆的昨日景象。在我心目中，正是“早茶”与“寻梦”两节将《茶馆》与象牙塔内的众多专著区别开来，在干瘪枯燥的表达已成为学术写作常态的当下，显得尤为与众不同。 从1900年1月1日的“早茶”讲起，直到1949年12月31日的“寻梦”为止，作者就好比茶馆里的说书人，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里的故事向人们娓娓道来。唯一不同在于，说书人只是在茶馆评说《封神》《三国》，而作者讲述的却是茶馆本身。恐怕任何评论都无法替代作者在字里行间所倾注的情感，还是让“早茶”与“寻梦”来做无言的述说吧：
半个世纪里，伴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渐深入，地方文化在顽强抵抗的同时也被潜移默化地改造了，对于成都茶馆里的茶客们而言，则意味着“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岁月的到来。在《街头》一书的最后，作者的笔调同样流露出淡淡哀伤：“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42] “一个堂倌”，美国《生活》杂志记者C. 麦丹斯（CarlMydans）1941年摄于龙泉驿
尽管裹挟现代化话语进行扩张的国家权力在从根本上重塑了地方文化，“大一统”的历史基因推动着国家机器马不停蹄追求整齐划一[44]，然而早已成为民众生活方式一部分的茶馆却在地方文化趋于消亡的大潮中得以存活，在作者看来：
茶馆经理人、堂倌和茶客们，他们不会意识到，在本书作者的笔下，终日为生计奔波、默默无名的他们就是书中的主人翁。作者把为民众写史的价值关怀融汇于历史叙事之中，背后是对斯土斯民的温情与敬意：
从“早茶”到“寻梦”，这是作者谱给茶馆与成都的赞歌。时间回到1991年，王笛对故乡深沉情感逐渐生长的记忆原点：“我至今清楚记得1991年春天赴美时，从飞机上看着下面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有离别故土的心酸，因为我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到她的怀抱。”[47]或许值得宽慰的是，在此后三十年的学术历程中，王笛以历史书写回到了精神原乡，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她”，已然不再分开。
注释：
[1] Di Wang， 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此外还有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版，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本文主要参考最新修订后的版本，下文注释所引内容均来自新版，即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2] 在有关《茶馆》一书的诸多评述中，价值较高者，可参见朱英、朱庆：《文化转向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王笛研究成果为例的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冉云飞：《如何将二等题目做成一流学问》，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2020年12月14日。
[3]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3页。
[4]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12-13页。
[5]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47页。
[6] 宋靖野：《“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茶馆与川南的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00-101页。
[7]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6页。
[8] 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4页。
[9]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2页。
[10] 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可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7-285页；王笛：《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6月号，第129页；朱浒：《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幽灵》，《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第88-89页。
[11]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收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60页。
[12]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6页。
[13]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496页。
[14]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15] 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第132-133页。
[16]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新版序第5页。
[17]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2页。
[18] 关于阎云翔与项飙的作品参见：[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关于人类学者独特的研究气质，笔者曾有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粗略探讨，参见拙文《为项飙辩护：追寻执拗的低音》，微信公众号：学人读书，2021年9月6日。
[19]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三版前言第3页、再版前言第3页、导言第3页。
[20]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导言第4页。
[21] 王笛：《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页。
[22]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3] 王笛：《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第5页。
[24] Di Wang，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截至本文写作时，《茶馆》第二卷中文版尚未出版。
[25] Di Wang，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6] 王笛：《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第14页。
[27]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法]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梁爽、田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意]卡洛·金兹堡，《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鲁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关于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发展脉络的详细梳理，可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王笛：《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拙文《重访隐秘的角落》，微信公众号：学人读书，2021年9月29日。
[28] Lynn Hunt edit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
[29] Lynn Hunt edited， The New CulturalHistory， p. 25.
[30] Lynn Hunt edited， The New CulturalHistory， p. 80.
[31] 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5页。
[32]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17页。
[33]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2-33页。
[34]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24页。
[35] Di Wang，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 Chengdu Plain：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pp. 154-164.
[36] 冉云飞：《如何将二等题目做成一流学问》，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2020年12月14日。
[37]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44-47页。
[38] 关于陈锦摄影集，可参见陈锦：《茶铺》，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
[39]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新版序第10页。
[40] 王笛：《图像与想象——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第133页。
[41]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10-11页。
[42]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359页。
[43]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11页。
[44]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4页；王笛、罗宇翔：《专访王笛：没有“人”的历史是枯燥的历史》，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s，2020年12月14日；笔者与王笛老师的邮件通信，2020年12月6日、2020年12月15日。
[45]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535页。作者借用斯科特（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的著名概念，以此将茶客到茶馆吃茶比作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进行“弱者的反抗”，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生硬牵强，茶客到茶馆吃茶是一种自然为之的生活方式，而并非是有意识地捍卫地方文化、抵抗国家权力，把所谓“弱者的反抗”用于此处，多少有些从后人眼光来进行比附，因此在这点上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为不破坏正文的整体性，便在此处做一说明。
[46]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第534-535页。
[47] 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导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