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燕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小足迹印踏在村周围不出十里的几条山间小路上。向村东走一里路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清，河边长满了柳树和芦苇，这是我童年流连忘返的地方。有时，也常常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望着河水缓缓消逝的远方，憧憬外面的世界。村西是一条大山沟，迎着门前哗哗哗流个不停的小溪走五里，便到了沟底源头，再接着往上爬，就可以仰卧在周遭最高的山梁上，透过乱石荒草，眺望夕阳下绵延到天边的群山，展开童年的遐想。顺着小河往南走八九里，便到了姐姐嫁去的那个村镇。八岁那年，我坐着姐姐送亲的马车，一路上听着她低低的抽泣到过那里，还第一次看到了可以通往城里的长途汽车。往北走六里是公社所在地，稍大些时候，常常去那里赶集、听戏、看电影。
这就是我十五岁之前的生命世界，当然还有天上的星星，飘来飘去的白云，和自由飞翔的小鸟。
十五岁初中毕业考上中等师范，也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小中专”。从姐姐家第一次坐上长途汽车，来到城里，生命世界的半径一下子扩大到了一百里。
十八岁，师范毕业回乡当了小学教师，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但头脑里却承载着更多的梦想。特别是看到当年选择到县城读高中的好几个初中同学都考上了全国名牌大学，声名传遍十里八乡，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也做起了大学梦。但这个梦很快便让县教育局的一个政策和校长的一番训斥给打碎了。好在考研究生还没引起关注，于是索性悄悄做起了研究生梦。那时，清华是纯理工院校，不在选择之列，北大、人大则是整天惦记的目标。考研前两年，偶然从《中国青年报》夹缝的一则招生信息上知道了中央党校，于是心里便有了个“她”。
朝思暮想，想的时间长了，便有了见面的向往和冲动。终于在二十二岁那年秋天，像去和初恋情人约会似的悄悄出发了。沿着熟识的山间小路，追逐着小河欢快的流水，穿过烂漫的山花和醉人的红叶来到姐姐家，又一次坐上汽车到了城里，然后换上火车，与一个师范同学一起赶赴京城。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生命世界的半径又扩展到了五百里。
第二天凌晨四点钻出北京站，我俩像刚刚出洞的小老鼠似的，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柏油马路、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弄得不知所措，有些恐惧，有些迷茫，也有些新奇。从排队买豆浆油条的老大爷那里得知了去几个大学的大致路线，便下了地铁。从地铁西直门站出来，又询问了路人，知道要找的几所大学恰好都在332路公交线上，便沿着西外大街边问边走，终于在动物园始发站坐上了332路汽车。到了人大站，第一次踏进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回想起自学过这个大学那么多哲学教材，便感觉有些亲切和熟悉。一路打听来到了招生办公室，敲开门，向一个戴着白边眼镜的高个男老师怯生生地说明来意，然后怯生生地仰视着他的回应。先是透过反光的镜片看到冷漠的目光，接着便听到斩钉截铁的答复：“你们这些只有小中专文凭的乡村教师，根本就没资格报考人大的研究生。就是让你们报，也绝对考不上。就是上了分数线，人大也不可能录取你们！”人大的路堵死了，我俩灰溜溜地退了出来，灿烂的心田一下子灰暗到了极点。下楼的时候，听到两个研究生谈论着陈独秀、李大钊，感觉那声音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是那样陌生和遥远。出了人大，心里两种力量一直在激烈地斗争着，终于一种力量占了上风，心底冒出一串硬话：你们人大有什么了不起？瞧不起人，报北大去！
坐上332路车继续前行。一上车便赔着笑脸向女售票员问路，还请求她到北大站时喊我们一声。她瞥了我俩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早着呢，等着吧！”坐在车上，一边回味着在人大尝到的滋味，一边打量车外的风景。这风景的确大不同于家乡的山间小路：高山换成了高楼，河流换成了人流，烂漫的山花换成了耀眼的招牌。看着，看着，便模糊起来，晃动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催促下车的呵斥把我们惊醒。开始还以为到北大了，环顾左右，车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原来已到了颐和园终点站。
错过了北大，只好**党校。后来，从颐和园东门到党校南门这条不到一里的路，我不知轻松地走过多少遍。每一次都在寻思，就这么几步路，当年怎么就找不到呀？更奇怪的是，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一种沮丧、屈辱、失望的情绪越来越浓重地笼罩在心头。同伴的鞋跟跑断了一个，我的脚也磨起了好几个大血泡，再加上从前一天中午到那时没吃过一顿饭，没喝过一口水，饥疲交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同伴已经开始用人大白边眼镜的话发起牢骚来了。
路边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大爷或许看到了我俩的窘境，用手向西指着说，“再往前走一百米，拐个弯就到中央党校了，你们俩还吵什么吵？”迷茫复杂的事情有时在旁观者看来或许很简单。继续前行，正如老大爷所说，不一会儿就到了中央党校门口。门口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威风凛凛，见了叫人心里发慌。也许我俩一副乡下人的狼狈相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便拦住我们盘查个没完。后来从传达室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和蔼地了解了情况，又跟招生办公室通了电话，便让我们进去了。
一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比人大的教室更威武、更雄壮的岩崖般高耸的主楼，联想到人大的遭遇，顿时感觉自己更加渺小，更加卑微了。
招生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也戴着白边眼镜，然而态度却与人大的那位大不相同。一句爽朗的答话便让我们灰暗逼仄的心灵空间透进了一缕希望的亮光。他先把我们让到沙发上坐下，又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热茶，面带微笑，耐心地听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情况。然后说：“像你们这样没上过大学，来自偏远山村的小学教师，竟然有志于报考北京名牌院校的研究生，很值得鼓励，党校欢迎你们。你们来一次那么不容易，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招办主任走过来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有自卑感，所有考生都公平竞争，只要加倍努力就一定能考取！”其他几个老师也围拢过来给我们出起了主意，还提供了急需的考研资料。
“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又一个二十二年过去了，又经过了那么多人和事，直到今天回味起来，我仍然感觉那是我人生所受到的一次最高最真实的礼遇和尊重。
出了校门，再回首时，中央党校那岩崖般的主楼已深深地掩映在几棵古茂硕大的梧桐树后面，它那美丽修长的树干自由地伸向天空，仿佛张开的臂膀，在凉爽的秋风中微微晃动着，轻轻呢喃着，像是在送，像是在迎，更像是在等。
第二年，我以哲学专业第二名的成绩被中央党校理论部（研究生院前身）录取。开学典礼那天，当我踏上党校大礼堂的台阶，感觉她和乡间的小路是那么的不同。这台阶厚重结实，宽阔平展，载着我进入了一座精神的殿堂，生命世界的半径一下子拓展了何止千里、万里！
两年后，和我一起进京的同学也考上了中央党校社科专业研究生。后来，又有几个小中专的同学在我们的示范和帮助下陆续考进了中央党校。
三年后，我从中央党校毕业，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哲学博士。
又过了三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很快便调到教务部。七年前那几位热情帮助过我们的朱老师、李老师、韩老师都成了同事。那位戴着白边眼镜热情接待过我们的老师姓马，已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我一直很想念他，至今却没有机缘和他再次见面。
在教务部工作那些年，偶尔与这几位老师说起当年那一幕，我很激动，他们却很平淡，大都说或有此事，但详情早已不记得了。我想，日常的事情总不易记住，类似帮助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从山间小路跨进精神殿堂这样的事，他们或许还做过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