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昆明：最后的顺成街
一
最深的痛苦来自那些房子的主人，当巨大的机械臂把古老的房梁砸得粉碎，我几乎能够听到主人们的尖叫。二○○四年十一月一个平常的午后突然触痛了他们，这天下午，一群工人开进了工地，老板在计算着所需的费用，而工人则估量着他们工作的强度。
房子的主人早已被忽略不计。他们都是一些非凡的人，但他们早就死了，没有人看见过他们的面孔，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时间已经剥夺了他们发言的权利，并让那些掌握推土机的人成为胜利者。后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为他们粗暴的劳动附加了若干果决、欢乐和正义的成分。他们将用一座摩天大厦来修饰他们的成功，而来自时间深处的叹息，将被永远埋在大厦的地基下面。
在沙溪，Kim就预言了今天的这个场面，因为这个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女孩，已经在昆明居住了将近四年，她亲眼目击了对这座美丽古城里的老房子的围剿过程。经验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下一个工地将出现在什么位置。于是，我们在茶马古道上的偏僻小镇沙溪会面的时候，她向我透露了有关顺成街拆迁的可靠消息。显然，这已不是什么内部机密，那些正向古街靠拢的威风凛凛的塔吊，已经宣布了对那些老房子的最后判决。
二
Kim经常到顺成街的小馆子吃饭。这是一条回民街，街道两旁有大量的穆斯林饭馆，当街还有许多卖羊肉的摊位。那些沾着血汁的鲜肉以及呛人的炭烟使得这条狭窄的小巷显得无比亲切和诱人。这条街破旧、简陋，但
它远比那些现代化的街区更令人向往。在这里，历史首先是作为一种味道存在的，它在每个人的鼻孔上晃动着，被他们吸附进去，成为他们身体里的某种养料。
我和Kim一起去档案馆查阅有关顺成街的资料。也许是方法不对，我们一无所获，只是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在昆明古城墙没被拆除的时候，顺成街是大南门城墙外的一条古街，毗邻城里最热闹的商业区三市街，所以一直比较繁华，甚至连英国旗昌洋行这样的外国商号，都在顺成街附近落户。与顺成街垂直的沿河路原来是一条河，奔波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有时会顺河而下，到达昆明城外，如果天色已晚，他们就不再进城，而是在顺成街寻找一家客栈住下，沽酒吃肉，准备在第二天天亮时进城。我在Kim的指引下来到顺成街的时候，这条街已经丧失了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有一侧的老房子几乎已经被拆干净了，只留下一座老客栈，在一片废墟中负隅顽抗。
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这条古街。现在，它正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残损形象等待着我的造访。街道的一侧暂且原封未动，是一些相互挤靠的二层木楼，下层一般是铺面，上层则一律是各式各样的雕花木窗。长年的烟熏改变了木窗的颜色，把它们加工得更具历史感，让我们相信这里是古代人的天然住所。有时会有一张清幽的面孔在窗口一晃，当你试图看清时，它又不见了。那些偶然出现的年代莫辨的面孔增加了这些建筑的神秘感，使得小街对面那片明晃晃的废墟显得丑陋不堪。在所谓现代生活的迫不及待的攻势下，这条古街已经失去了平衡，道路两侧的房屋不再有对话的可能。那些相对的窗子本来可以孕育许多传奇，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仅存的老屋开始失语，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主人，则在地下等待着自己的第二次死亡。
三
现在需要描述的是古街的另一侧，在那里，差不多所有的老房子都已下落不明，那些栖息在梁枋间的麒鳞仙鹤、飞禽走兽已经树倒猢狲散，春兰秋菊、茶树梨花也不知去向。那些精美绝伦的房屋仿佛一颗颗牙齿被拔掉了，我们此刻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血肉模糊的牙床。一座三十层的庞然大物将取代原来的老房子，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颗巨大的假牙，以包金嵌银的方式宣告并且炫耀它的胜利。
韩国大宇的重型起重机隆隆驶过，仿佛坦克，企图以暴力的形式重建秩序。古街上的老房子如伺钟表一样，一律有着精密的结构。那些房屋大部分是通过榫头连接在一起的，历经风雨地震，可以东倒西歪，却从来不曾倒塌。“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舍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着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于坚语）但是起重机显然对这样的秩序心怀不满，它工作的目的就是强行取消这样的秩序。显然，没有起重机的埋头苦干，那些老房子一时很难自行倒塌。暴力于是成为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最好的纽带，也只有暴力，可以使二者发生关系。起重机用它粗壮的铁臂宣布着它的真理，而在它的铁臂下已经不堪入目、一片狼藉的废墟，则成为对它的真理的最佳注解。
四
那座负隅顽抗的客栈，表面看去平淡无奇，铺面被一些商贩分割，分别兜售服装、饮料、胶卷、百货。房檐下完好无损的精致柱头被一束束纷乱的电线掩盖着，只有懂建筑的人，才可能在石板街站上半天，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打量它们。一个普通的游客，从这座房子面前走过，只需要一分钟。我也应该夹在人流中从它门前匆匆而过，但是我决定推门走进去，情况就有所不同了。Kim已经向我预言了它内部的华丽，我走进去，是为了验证她的许诺，同时证明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事实。
客栈的大门以它平淡无奇的外表守护着内部的绮丽，但跨过那座门槛，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房屋的信任，几乎所有的秘密都会公开，已经消失的岁月立即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仿佛瞬间打开的画轴。往事像潮水一样冲刷过来，使我几乎成为所有事件的亲历者。我相信我曾经来过这里，在某一个遥远年代，而我自己已经忘记，庭院里的每处细节，正在企图唤醒我迟钝的记忆。
上下两层的木板楼围成一座巨大的两进四合院，它用雕饰复杂的门窗桶扇将内部结构隐藏起来，使我们忽略柱梁榫卯在空中的曲折历险，而只关注严丝合缝的结局。门窗槅扇是中国传统的××式，花纹密集，像在南方湿热的空气里大量繁殖的树叶，这使我们无须关注它在构造上的意义，而专注于它们所营造的美感。我觉得中国建筑与中国语言是一体的，它们含蓄唯美，通常把实用价值隐藏在背后，秘而不宣。唯
美的门扇，一层层推开，修饰着我们进入古客栈的动作，使它具有了某种仪式感。门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房屋的差别，并且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举止。
客栈是一座容器，它搜集天南海北的旅人。可以想象远道而来的商旅们，牵着各自的骡马、携带着各自的辎重，找到这家客栈时的那种幸福感。即使从未来过这里，他们也不怀疑在昆明城外，将有一座精致的客栈在等待他们。实际上，当他们穿行于雪山高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座缩小的客栈。只有客栈粗大的酒碗，能够容纳他们生命的辛酸和真相。那些燃烧的酒在寒夜里已经无数次预告过他们的到来，但他们始终爽约。在客栈，人们无须再掩饰对酒的迷恋，他们会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毫不迟疑地喝酒”。客栈是一个富于安全感的地方，他们将在这里放心饮酒和做爱。但他们不会在这种安全感中停留太久，酒会挑动他们血液中不安分的成分，唆使他们开始新的冒险。
他们坐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在轻微的晕眩中看到以相同的频率摇晃的屋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但我相信他们在进门的时候，脚步应该是从容镇定，没有丝毫的急促慌乱，在跨过门槛的一刹，也必定有一个撩袍的动作。精致的房门规范着人们的动作，使其不会显得轻浮和莽撞。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注定将与我们在门槛上相遇。我扭过头，打量他们，我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并且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与我说话。
二层楼上都有回廊，连通不同的房间。正房前后都有门窗，住在那里的人几乎可以同时观望前院和后院。古屋的结构在向我们暗示着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有关白银、刀和大腿。这些故事隐匿在建筑的每一个构件上，只有具备了某种特殊的破译功夫，才能把它们解读出来。古屋像公式一样以不变应万变，掌握了这个公式，就等于知道了许多的事情。
中间的庭院比南方民居中的天井要大许多，在那里可以拴马和存放货物。客栈边上是主人的私宅。据说主人的名字叫张绍然，他生活在清代。现在，他的私宅已改成一家饭馆，饭馆还沿用着一百多年前的名字：一家宾。张的后人仍住在这里。院子里的那口井仍在为人们提供饮水。客栈的门牌上写着顺成街六十七号，不久之后，这个地址将和它所代表的房屋一起不复存在。
五
如此细致地描述客栈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无法描述未曾见过的建筑，那些建筑现在正躺在工地上，痛苦地呻吟。一家宾客栈的左邻右舍几乎已经被全部消灭，无一漏网，只有个别的房屋还在拆除之中，我们还可以幸运地见到它们的骨骼以及支离破碎的身体。这是一次屠杀，顺成街是最后的幸存者，但它仍然在劫难逃，工地的围墙，把这里迅速改造成一座古建筑的集中营。雕梁画栋，显然不是现代施工机械的对手，它们的交锋充满隐喻性。在这场依靠暴力决定胜负的较量中，老房子注定不是对手，这不是它们的长项，但现代社会已经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准备了一个角斗现场，企图以钢筋水泥的现代取代飘散着木质的天然芳香的古代。木构的老房子被迫卷进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竞技中，并且很快就一败涂地。在这场头脑简单的角斗中，文化的积淀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
许多人见证了一系列屠杀的过程。长期住在昆明的诗人于坚做过如下记录：“在云南，作为世界历史遗产载入历史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坚持着一成不变的大研镇而不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兴土木的省会昆明，这恐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从城市的历史面貌例如从法国人方舒雅在一百年前拍下的昆明城的照片来看，曾经有过的昆明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城市，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丽江更为气派，更为精致，也更集中了古代中国世界能够传到边地的一切建筑精华，也像丽江那样，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得以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着一个在前进的世界中失传的世界。但昆明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消失了，世界的目光越过高原上的水泥昆明，转向它的西部，在那边厢，金沙江像古代那样日夜奔流、玉龙雪山高耸在森蓝的天空下，伟大与光荣照耀着一个古代的城市。这个城市坚定地拒绝新世界流行的水泥和钢筋，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百三十二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由于当时正为中央电视台做一部纪录片，我曾经见过方舒雅的那些照片，也见过照片的发现者殷小俊，并且把玩过方舒雅的老相机。应该感谢那位法国外交官，用那架尚不够先进的照相机，通过笨拙的玻璃底片，来显示“改造”前昆明原初的影像，使我们得以目睹了那些排列有致的街道、高高低低的屋檐，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活。他用那些朴素的照片来证明今人的疯狂。有趣的是，有关部门经常把这些照片作为“忆苦思甜”的活材料，用新修的高楼大厦来嘲讽老昆明的斗拱飞檐。正是在这样的控诉中，使那个古旧斑斓、如梦如幻的老昆明一再得到展现的机会。
Kim也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昆明城原有“三坊二十四铺”，以东寺街为代表的昆明老商品街，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五年，才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消失。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此痛恨。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我说，他们即使拆掉也不会让我们住。对顺成街的拆迁显然是一次旨在斩草除根的行动，他们将对这座城市里的古典元素进行彻底歼灭。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工地上遍布老房子的尸体。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木雕残片作为纪念，但许多漂亮的构件已经被砸碎。Kim找到一扇窗栏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从瓦砾下面小心翼翼取出来，正想逃离作案现场，却不幸被拆迁工人当场捉拿。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对这样的破木头感兴趣，于是把它当作一次意外的发财机会。他们开出天价，但我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兴致，进而对那些构件在脱离母体之后是否还有价值产生怀疑，因而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他们显然比我更加失望。为此，他们站在废墟上争吵了很久。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做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详。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