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平 | 温暖的冻梨

儿时过年，对我来说，那是久久翘首的事儿。迈进小年门槛，在供销社忙碌的父亲终于捎来口信，让我去取冻梨。这是一支点燃兴奋的催化剂。腊月里，我一天跑出去几次，不厌其烦地望着各家红灯笼在风雪中摇曳的样子，其实，赏灯笼是假，刺探口信是真。心里急得抓耳挠腮，口信却走得太慢，一等就是一年。 我抽身滑下暖炕，抓起帽子，跨上自行车迫不及待地冲入雪野。沿着臂弯样起伏的雪道御风而行，快乐的口哨与叮当的铃声，搅动着我的神经，鼻孔吸溜一股股凉风，我仿佛嗅到了冻梨的香味。大约一刻钟工夫，汗津津的我拐进土坯垒成院墙的小院子。父亲牵我在火炉前坐下，搓热我的手，轻抚我潮热的头发，递我一个化好的冻梨，仿佛命令式地说：吃了再走。我的心瞬间被温热包围，这是父亲对我的特殊优待，也是我一年里得到的最高奖赏。 母亲封存好冻梨，不入年夜，我们是不敢动的。好不容易盼到除夕，四邻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连成了串，我们才急急地倒梨入盆，舀水浸没，放置炕上“缓”上个儿八小时，但等冻梨周围凝了一坨一坨的冰块，就可以砸掉冰块取出冻梨。几个姊妹叽喳着蜂拥聚集，挤来挤去，一个个腮帮子凑近铝盆，心里痒痒的，馋极之态暴露无遗。妈妈频频喊话已拦截不住，仅一会儿，软软甜甜的冻梨便被狂欢般一抢而空。 作为供销社经理的父亲，除夕值班是雷打不动的承担。大年初一晚上，母亲端出七、八个冻梨犒劳归来的父亲，父亲拿起冻梨，像拿起了透心凉的“冰块”，左右手来回倒着，末了放到嘴边，轻轻咬一口，却被冰得呲牙咧嘴：嗷，太凉了，我的牙哟。看到父亲夸张的表情，我忙把冻梨切成小片，父亲送一片入口，含着咂着，好久才咽下去。我再递梨片时，他果决抵回我手，一个劲地摆手摇头：牙受不了了。于是，冻梨一个个沉甸甸落进孩子们手中。我们欢呼雀跃，不管不顾地大快朵颐。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喜滋滋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随即一脸畅快地笑了。其时，团圆的夜晚，梨香与愉悦淌满了整个屋子。 仿佛是个约定，后来的好几个春节，我在渐浓的年味里期盼，获得的都是如愿以偿的满口梨香。连续多年，父亲仍旧只含一片冻梨，断不肯动第二片。后来习惯成了自然，我们甚至心生企图，来一次包圆儿似地放纵，可母亲坚执地说，父亲喜欢看着你们吃冻梨。 岁月迁流，许多年后，我早已不吃冻梨了，但想起吃冻梨的感受，还是别样的流连回味，那浅淡滑爽的甘甜，长久霸占着味蕾，萦萦绕绕挥之不去。在那十分拮据的年月里，几个冻梨，给我的，是一年的希冀、一年的醇香。 十年前回老家过年，我特意买了几箱上等的水果，心想——两年没有陪父母过年了——这回让父母好好享受一下。除夕夜，母亲执意端上来的还是冻梨。我急了，把方桌上的冻梨推到一边：“现在谁还吃冻梨呀。”盘腿踞坐炕上的父亲乐呵呵地说：“我吃我吃”，我惊异地盯着父亲：“你的牙不是怕凉吗？”，母亲伸手把那盘冻梨推给父亲，诡秘地冲我一笑：“你爸的牙，这两年好了。” 父亲甜甜地吃着冻梨，香汁留齿，满足感溢于言表，我看呆了。父亲七十岁了，牙反倒好了？这时，我忽然想起打电话问及父亲的牙痛病，母亲在电话的那端大喊：“你爸的牙，随你奶奶，一个都没松动，好着呢。”我恍然大悟，胸口如遭电击，父亲的牙原本就没有什么毛病——当年故意的表演，是想方设法省下冻梨，留给我们。 父亲嚼得津津有味，我再也忍不住了，转过身，出里屋，恣肆的泪水溢满眼角。父亲啊，你对孩子们刻意的疼爱竟然深藏了二十几年。我真的不知，你是如此的喜欢吃冻梨。我不想挑明破坏心情，压住内心泛起的深深愧疚，若无其事地回屋，带头把欢快的氛围推至高潮。打那以后，我年年回去看望二老，带的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冻梨。记得父亲重病卧床的那些时日，他常说心里烧热，要吃冻梨，我把梨片送入他嘴里，父亲咂咂干裂的唇，有滋有味地吮着。就是临终的那个晚上，他也没有离开过冻梨。看着父亲孩子般蠕动的嘴唇，我的心里塞满了酸楚，顿觉亏欠父亲太多，遗憾的是已无法弥补。 现在，我也到了父亲当时的年龄，每逢春节，便自然地想起父亲，心心念念，一种感怀的情思总是轻轻地划过澎湃的心潮，涌动不止。小小的冻梨，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些许渴盼、些许欢愉，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几多享受、几多感慨。那温暖的冻梨，那永恒的刻入骨髓的父爱，将长久地濡养、浸润着我的心灵，它是我生命绽放的力量。 杨乃平，黑龙江省作协会员，中石油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