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选自《蛰居散记》（《郑振铎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郑振铎（1898—1958），作家、文学史家。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蟊（máo）贼〕指对社会有害的人。。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悯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摸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地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责任编辑：副主编)
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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