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贫,爸妈又生了七个女儿,经济上几乎每月都处于捉襟见肘的日子。爸妈深知我们家无恒产,又缺少后台没有人际关系,爸爸只有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小警官,打拼事业,妈妈也节衣缩食,希望我们姐妹长大后能出人头地。在仕大夫的观念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爸爸想我们杨家要扬眉吐气,改变命运,唯有从做学问开始。妈妈又从小灌输我们:一个做母亲的是影响一家人的灵魂人物,更应该注重妇德的修养。
由于爸妈认为老大有带头的影响力,故对我的管教甚严。从小学起,每天六点第一个起床,拿个小板凳坐在厨房火炉旁读书,为的是还要照顾好炉子上的稀饭,不要让它溢出来,深怕糟塌了一锅粥,家人的早餐没有了着落。草草吃完早饭便去上学,下午四时放学回家,家中经常是铁将军把门,因为妈妈常为了月月赤字的家计难为、无法面对,便寄情于方城之战,将眼前的困境丢诸脑后麻醉自己。我每次一到家立刻去隔壁借了一把椅子,翻墙进去,打开门就开始忙着生火煮饭做菜的大任。妹妹们陆续放学回来,帮她们洗澡、教功课,等爸妈回来一起吃饭。饭后才是我的读书时间。记得妈妈有时战绩败北归来,家中气氛不佳,我最难过的事是,当我一面在洗碗时,妈妈没好气的就在旁说:“你再不好好读书,我就把你送去当童养媳!”,这时年幼的我,便在心中立定志向,我这辈子绝对不学打牌,并且要好好多学习妇德。
爸爸虽然经济拮据,但为了我们的课业,宁可大家勒紧裤带,把省下的钱给我缴补习费,深怕课业落后于人。我也不辜负爸妈的苦心,小学时以第三名的成绩保送士林初中。在那时士林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僻乡下地方,如想将来有出息,自是应再利用毕业后苦读一个月,再赴台北去考联考,争取读上较好的市立初中。但因妈妈快临盆生小六了,家中需要小帮手照顾,我就选择免试保送初中了。
在当时遇到邵梦兰女士当校长,由于她带着儿子寡居,全心全意放在教育英才上。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还抹上油更显出她的精明干练的样子。每天在朝会的演讲台上,当我这A段班的体育股长,带领全校师生做完女生部示范操后,邵校长都会做简短的精神讲话,我也很仔细的聆听并记下了她教导我们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方,做规定的事”做为我的座右铭。因为她的国学造诣深厚,每周四的下午集结全年级的学生,在大礼堂内席地而坐,她亲自教导《论语》。每次只教3、4小段让我们了解其中的意义。虽然这些都是列入高中必修的科目,但她认为年纪小、记忆力好、可塑性高,所以她亲自提前教导,并且当场带着大家,摇头晃脑的全部背了下来。没想到这些儒家忠恕之道,深深影晌了我这一生做人处事的人生哲学,而且也为我在心中建立了一把衡量君子之道的尺子。
邵校长更不惜重金聘请好老师来校教学,在我的导师采凤琴女士,热心督导下,三年后考高中的成绩大放异彩。光是我们一班就考上了14个北一女,这对我们属于乡下名不见经传,以往只有小猫二、三只,考上北一女的升学率的士林初中,也开创了崭新的一页。犹记得在毕业后尚有一个月时间的暑假期,我远离家中嘈杂的环境,每早七时,背着厚重的书包,独自一个人来到学校四栖的阳台,趁着太阳尚未高升,我躲在阴凉的地方,照着我的加速版的读书计划,埋首苦读一个多月,幸运的我也成为14名中的一员,爸爸欣慰不已,因为他对我的苦心栽培也初见成效,同时为了纪念我的导师采凤琴女士,爸爸又为刚生下来的小七妹妹命名为“采七”。
但毕竟我们这群乡下学校的孩子,到城市与这些同属优异成绩考上北一女的佼佼者,才上了一学期,我们的实力立见真章。乡下毕业的我,成绩几乎是吊车尾。而且第一年更因学业成绩仅以0.2分之差,未达80分,使我饮恨失去参加向往已久的仪仗队资格,令我抱憾终身。我也因此痛下决心要迎头赶上,绝不再落于人后。
那时的校长为江学珠女士,她很少训话,无为而治。而同学们均自动自发,你可以在学校任一角落,都会看到有人在自修,即使是走过转弯的墙角,你也会出其不意的发现有个人在面壁自修,真的令人叹为观止。因此我在这种读书风气的洗礼下,也养成了无论在何环境下,均可静下心来读书的好习惯。从高二起,我每天搭六点的公车,带着二个便当去学校,这就是我的中餐与晚餐。到了学校后也学那些学长的例子,在操场旁选了棵茂盛的大树下,对着树干喃喃地念起书来,直到七点五十分的升旗典礼。晚上吃完便当,在操场上与知心好友们绕着操场散步,抒发一天的情绪与互相的关爱之心。一到六点继续在学校开放的晚间自习教室,去闷头读书并与功课好的同学随时请益。经过日夜苦读,到高三毕业时,老师照名次发成绩单,念到第十名居然是我,全班一片哗然,没有想到竟会冒出我这匹黑马。
但大学联考紧张失常,只考到第三志愿远在台南的成功大学,为此让我难过的哭了一星期。但哪知上学没多久,我竟然被考到台北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纷纷说我一定是像军中排长、班长一样,不知有多少男子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因为在那时我们学校的男生数目大副超前女生,大约是十比一,女生的眼睛都是长在头顶上,神气得很。不像北部的同学,她们选择异性朋友的机会,比我们少多了。但是这些“天之娇女”磋砣到了三、四级,真的应验了,在大学中常对女生说的那一句:“一年骄,二年傲,三年拉警报,四年没人要。”由于在北一女的苦学与学校的读书风气的洗礼下,也奠定了我爱读书与求学问的良好习惯,觉得这是一件令我十分快乐的事情。再加上爸爸灌输我,上大学是要专心求学问,等毕业了才能交男朋友。所以我为了不辜负爸爸的期望,坚持每天心无旁骛地认真读书。每堂上课都坐在第二排正中间,一抬头视野里就是老师,可以专心听课。有时对老师的教诲,也报以频频点头,表示受教。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往来于教室、图书馆与宿舍,四年来大致如此。
但大一较属例外,新生入学时,我也不知为何被所有女生票选为女生联谊社的社长,由于校方规定,每一位女同学于注册时缴交30元做会费,所以有一些基本经费,我们便与其他社团合办联谊舞会、演讲、郊游,让男女同学增加一些互动的机会。每学期结束时,我和副社长绮梅,一同去户政单位查询贫户资料。当别的同学忙着打包回家时,我俩骑着铁马(脚踏车),带了几个红包(慰问金)骑了3、4个小时到那些家徒四壁的贫苦人家去慰问他(她)们。当他们眼睛泛着泪光地收下我们致赠的微薄礼金时,我俩对于刚才骑过无数的田梗及高低不平的羊肠小径带来的辛苦,顿时间统统烟消云散。为我俩能为全校300多位女生,也做了一件小小的善事而欣慰。
由于同学大部分往在北部,在1970年代一般民众家庭状况大多是较为清苦节俭。台北到台南的车票,也不便宜。校方有鉴于此,便利用我的母系---交通管理系与铁路局合办了成大列车。于每学期结束时,加开一班台南至台北的慢车。由晚间发车大小站皆停,到台北已是清晨,但也嘉惠了不少莘莘学子。我家经济状况也不容许我常回家,但在大三时有一次爸爸间接认识一位河南老乡,他在做铁路局观光号列车长,平日往返于台北至高雄之间。爸爸厚颜请教说:不知道可否让我于他当班时,特别照顾一下,让我当黄鱼免费搭个顺风车,没想到这位素昧平生的伯伯竟然答应了,我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每学期不但多了好几次回家以慰思乡之情,同时我也很神气的能搭上高级的观光号列车,满足了一下虚荣心,又为家里省下不少开销。不过我对这位伯伯,不惜违规帮助我家,这番恩情也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记得从北一女毕业考上大学后,有二个月的假期才开学,爸爸为我在家附近的纺织工厂,找到做品管部门的女工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每隔二小时与一女工到全厂各个部门,从原棉、纺纱、捻纱、精梳等到布匹成品均抽样回来品管部做实验,还要到全厂各生产线做温、湿度的记录,严控品管维持该公司产品的高级水准。在那里我不但看到有些人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只有靠一个小女工的微薄收入,她是如何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的在维持一家十口的生计。而且还深深地体会到,年轻时应多充实自己,将来做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可以赚取高薪,开创自已的一生,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大二暑假经过学校暑期工读的安排,分发到政府机关做文档整理的工作。每日摇笔杆,抄公文的主旨及建档的工作,我戏称是做“誊文公”。工作简单除了把字迹练工整些,但也为我赚足一学期的生活费,减少了一点家庭的开销。大三、大四这两年,因为前二学年功课好,争取到选读系里与电信局建教合作的电信组。不但每学期有优渥得足够负担一学期生活费的奖学金,毕业后也在电信局得到一张人人称羡的终身长期饭票,让我一生过上精神与物质皆称得上富足的生活。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大学毕业典礼前夕,方被告知,我已由于校方提荐获得“1971年台南市十大优秀青年”的殊荣,不但接受了媒体的报导,也为我16年艰苦的苦学生涯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回忆。
(2019年1月2、3日《世界日报》历史《上下古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