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由张家口蔚县晋剧团随团调入崇礼县，当时我们是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演员，演艺水平都很高，就是乐队差些，文教局领导发现这个问题，就及时调了一位有音乐特长的同志充实乐队力量。此人调到剧团里有十几天，我也没有见过面。一天，同事和我说：咱团调来一位方老师，我们都和他打过招呼了，就是你还没有和人家说过话，你是主要演员也不能拿架子呀？小心让他对你印象不好。其实，我是主要演员，演出任务大，业余时间还要练功，没有更多功夫顾及，既然同事提醒了就去见个面吧。
一天，听乐队人们说他闹病，没有上台演凑，在伙房住宿。那天上午，我也没有演出任务，趁机会去看看。走进伙房，见他在炕上半躺着和大师傅说话，我就说：方老师听说您闹病了？发烧没有？吃药了吗？要不，我帮您冲碗姜糖水吧？他说：谢谢！没有事的，休息两天就好了。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说话。
志同道和
1961年春天，团里开办了简谱音乐学习班，由这位方老师负责讲课，要求全体演奏员参加。刚开始都觉得新鲜，到点就集中起来。过了一段，就像狗熊掰棒子，人越来越少。都说：一上课就是哆、唻、咪。没意思。我的个性是，学什么爱什么，要学就要学出个样来，所以，我一直坚持学下去。
这年夏天，中央文化部文件通知，文艺界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演古装戏，也要演现代戏。我们团响应上级指示，决定开排现代戏“朝阳沟”，由我扮演“银环”。这位新来的方老师负责作曲。由于工作关系，我俩就接近多了点。上班时间一块探讨音乐一块练唱，业余时间聊聊天看看电影。那个年代的电影片反应苏联二战时期的内容不少，我有不理解的地方他就给讲讲。每次我演出完毕他总要给点评一下，对我的业务很支持，因此，我对他也很感激。
一天，下午六点时分，我准备上舞台，走出宿舍路过他办公室，见门开着，就进去了。他说：坐吧。有些尴尬的他就说：团里有人议论咱俩搞对象，我看咱不如将计就计，也省的人们乱嚼舌根子。当时，他的话我感到突然，脑子有些懵，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随便说了一句：既然怕议论，那咱就多见面少说话吧。说罢我就上了舞台。演出完毕回到宿舍，喝了一杯水就躺下了。脑子一直在琢磨，我的答复一定是伤了他的自尊，这回可把他得罪了，以后，再不会给我做点评，也不会辅导我学简谱、陪我看电影了。
第一封信
第二天早上照常练功，练完功就调嗓子。｛调嗓子就是由琴师鼓师伴奏配合演员练唱｝那天还是他拉板胡，我心里就敲小鼓，以为，他一定不会为我伴凑了。其结果出乎预料，他和以往一样，仍然为我操琴调嗓子。当时，我心里美滋滋的，不是我想的那么坏，还有一点受宠若惊。
午饭后，他递给我一封信，上写：“贞：昨晚的事我想了一夜，非常懊悔。由于工作关系咱俩接触多了点，你对我既尊重也热情，可是，我把这种同志间的热情误认为爱情，对你提出了想法，这件事我做得很不道德，应该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并且向你保证，今后，我们还是以同志相处，在工作中任然互相帮助……”看完信我有点纳闷，就找来好友看。她看后说：淑贞，我感觉这封信不寻常，同志间写信称呼应该是两个字，可是，他偏偏称呼一个“贞”字，我看这里边有点意思。当时我说：会有什么意思呢？我俩琢磨了一阵子，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
当天，我也给他回了信。写到：“方老师，您好！信我看过了，你向我道歉，并让我原谅，我觉得太没必要。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求爱是自己的权力，并没有什么过错。请不要想得太多，你对我的工作给与很大帮助，我从内心里感激。所以，对你就热情了些，可能是做的不适度，使你产生了想法，这件事道歉的应该是我，你的自责可就有点多余了……”这是在《朝阳沟》剧组的第一封信。
以诉代书
第一封信送出以后，以为这件事就了结了。没想到，他又给我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内容没有谈我们之间的事，全是他家的不幸遭遇。他刚11岁，母亲得了不治之症病逝。父亲心里痛苦难挨就抽上大烟，半夜不回家。他不去大哥大嫂那屋，就在自己屋里等娘回来。因为他是老小，一直和娘一个被窝里睡。一到晚上，钻被窝里就大哭大喊：娘！快回来吧，儿子要你搂着睡觉。哭累了打个盹再接着哭，一直哭得筋疲力尽才睡去。父亲什么时候回家他不知道，他说：那一年，天天晚上都是这样，老觉得娘没有死，还能回来。他的信像写小说似的，把我感动得直流眼泪。
第二年他上了高小，在离家十几里地的乡中心学校住宿。他父亲不愿意在家呆着，就外出打工。到礼拜天跑回家拿点咸菜，大嫂还不近人情。有时候去姨妈家，姨夫还嫌他能吃，说三道四。他从小就刚强，后来索性谁家也不去，就和同学们打混着吃。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时间长了，生了好多虱子，自己还不会捉，常常痒得要命。平日的伙食费就只是靠父亲寄的那几块钱，生活十分艰难哪。
1955年他考取了张北师范，是在坝上的高寒地域，和内蒙交界，是个大风口子，数九寒冬天气温达到零下40度。其他同学拿的行李多，有皮袄毡鞋，他这个没娘的苦孩子就是一床被子一条褥子。早上起床被子和墙上的冰都粘到一起了。从宿舍往教室走顶头风，有时候都上不来气，连个口罩也没有，只好倒退着走。他说：寒风吹到骨头缝里了，就跟身上没有穿衣服一样，冰凉冰凉。就这样坚持读完三年速成师范。他很争气，在年级里还是排在前几名的好学生。
1958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崇礼县乌拉哈达当老师。他说：我的心激动的都快跳出来了。报道后，第二天就给父亲写信说：哒哒（爸爸的称谓）我有工作了，能挣钱了，过年回去给你买一身新衣服，买两瓶你最爱喝的青梅酒，还要买烟、买糖、买点心，买好多好吃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一颗激动滚烫的心一下掉进了冰窟窿去了。年底，他父亲在外地干活忽得暴病，当他两个哥哥雇车刚拉回村口时就断了气，享年才四十九岁。他接到哥哥的信就赶快起身，赶到张家口没有班车了，就步行几十里跑回去，走到村口，看见坟头上插着白幡，两个哥哥穿着孝衫，他踉踉跄跄走到坟前，跪地痛哭，泣不成声。他用两只手不停地扒拉坟土，想最后再看上一眼父亲，在这世上唯一疼爱他的哒哒呀，怎么也唤不醒啦！
这封以诉代书的信我一连看了三遍，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一快小手绢湿透了挤出泪水，再湿透又挤出了泪水。我真不敢想象，难道，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苦的人吗？我一边抹泪一边回信，全篇内容渗透着同情与安慰。我想，虽然是同志，他既然愿意向我倾诉家庭的苦难史，就说明视我为知己。我也尽量让他感到友情的温暖，感到我是他唯一可信赖的倾诉对象。
交心示爱
在不长的时间里，我收他的第三封信，他向我倾诉了在师范读书时，遇到一个女同学，她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于是她母亲辞去学校的工作，要把她带到四川舅舅家。临别时他们恋恋不舍，俩人还合影留念了。他的信中包涵着人生的孤独、无助和沮丧。他给我写了这样一段：“贞，很遗憾，你不是一个男子，你若是个男子，我们就会向亲兄弟一样，昼夜为伴，无拘无束地、毫无顾忌地一块工作、学习、业余时间打球、下棋，就再也用不着听那些不三不四的无稽之谈了。”
他的文字感染力太强了，偏偏遇见我这个经不起悲痛的女孩子，我又一次的掉泪了。边看边想，他这是向我示爱吗？是爱恋的渴望吗？是等待我回答的期盼吗？为什么要把我想象成一个男子？他是在试探我的内心吗？我强忍着泪水，拿起笔回信。可是，难以控制的泪水还是打湿了好几张信纸，信总算写成了。我只能再一次送达我的安慰。信给他后，我在思索，我自己是不是林黛玉的命？莫非，前世欠了他的浇灌之恩，今生要用泪水偿还啊？
萌生爱意
前后十多天，我们来往传递了五次信件，通过文字语言交流，很快地调整了我的心里时差，对他产生了爱慕、爱怜。回忆他第一次给我写信，只称呼了一个“贞”字，其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那年，我刚十九岁，脑子里全是学习、练功、演出。心灵那扇爱窗从未打开，是他的真诚和爱意叩开了我的心灵之窗。
在那个并不开放的年代，虽然同在一个大集体环境下工作，但是单独接触的机会却很少。因此传递书信成了彼此交流的方式。由于他是老师，我是团里唯一的女党员，在那年代我们的“特殊”同身份，把“群众影响”看得很重，不愿意让世俗观念的指责影响了形象。我们之间的爱情真是好有一比，就像一枝含苞欲放的红玫瑰，悄悄地，羞答答地，在我俩心里绽放着美丽的花朵，偷偷地散发着暗香。平日里我们还是以同志相处，一直等到那年的金秋季节，在马丈子公社下乡演出，剧团放假半天，趁人们上山采摘野果的机会，我俩才“私定终身”。终于在1962年元旦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