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夕阳

一　　我回到小镇时候已经临近除夕。正是午后时分，父亲从昏暗楼梯里慢慢走上来，一面问道：“舅爷在哪里？”　　“舅爷？你找阿叔吧？”侄女小凤笑着跑上来，“阿叔，阿公又把我认错了！”　　父亲穿着我往年淘汰的旧衣，肥大得有点古怪。脸瘦得不成样子，头发胡子全白了，腿脚没有一点力气，“我转楼梯头晕，要慢慢走。”　　母亲煮好鸡汤，浇在盛满饭的碗里，端给父亲。“怎么学成这样子，煮好端到面前，递上筷子他就吃。不然他就不吃！”父亲吃饭，一面问我几时回来，路上如何。他舌头微微打结，说话不太利索。筷子捏在手里发抖，不能直奔盘子夹菜。晒台上阳光很旺，越过窗户照在父亲脸上。他的脸像衰败的蘑菇，在阳光里也没有半点鲜色。　　一年功夫，父亲竟然全变样了。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在上海这大半年里，我天天都担忧着他。回程归心似箭，一路上也是盼着早点见到他。可真到家了，他就坐在我面前，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担忧和牵挂。我问点什么，他就直直盯着我，脸上神色漠然，仿佛不能理解我的话。坐半晌，看看窗外夕阳西斜，他就说要回去了。　　“儿子一年才回来几天，你就住吧。”母亲有点生气。　　“明天我早点出来。”父亲还是执意要走。往东南走七里路才是村里老屋，他一辈子不愿意离开那。十多年前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母亲也出来带孙子，父亲就在村里独自生活。　　哥哥家门口正对着河溪田野，晚稻收割了，剩下满地干枯禾苗。远处是迤逦滑过的天堂山脉，层层叠叠，苍青冷峻。夕阳坠落山脉上空，变成一片金黄颜色，照得小镇房屋道路都耀眼起来。父亲拿手电筒装进口袋，背影慢慢走向集镇东头，走上通往村庄的小路。　　我千里迢迢，回到了父亲身边。可这又能怎样呢？我无力改变这个老人悲苦的处境。他的这种处境，本身就是对我的残酷拷问。谁若心怀天下，却连至亲都无力奉养，那一定是个戳心的笑话。况且，父母何尝不为我担忧牵挂！积劳成疾、积忧成疾，一大半是为着我的原因吧。　　二　　在我的记忆里，走在这条小路上的父亲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还没上学，四五岁年纪。除夕前夜宰了年猪，我和哥哥蹲守灶火旁，要跟父亲去镇里卖猪肉。父亲烧着煤油竹筒，挑着两箩筐猪肉上路。我们走在他跟前，煤油通红的火光照亮一点路面。我磕磕绊绊奔跑，才两里路就走不动了。父亲在猪肉上面铺了胶纸，把我和哥哥装进箩筐，一路挑到镇里去。火光把父亲的身影照得摇摇晃晃，在冬夜凛冽的寒风里，我看到他的脸颊滑下汗珠来。　　在我记忆里，一辈子耕田种地的父亲也从不缺少力气。1999年我念完大学，回到小镇当公务员，算起来已经是16年前。当时，我决心承担起这个家，让年过六旬、将七个儿女抚养成人的父母休养晚年。我当上干部，父亲很高兴。基层工作非常辛苦，我的工资也只有800块钱，但跟当地的农民相比，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从农民变成干部，意味着脱离了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一辈子的衣食都有了保障，也不用在日晒雨淋里辛苦了。而且，在小镇上，国家干部拥有让人高看一等的身份。对于一辈子跟泥土打交道的父亲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他梦想的终点。　　然而，父亲不愿意停止劳动，休养晚年。春节过后，天气回暖，他又把谷种装进麻袋，压在小河湾里浸泡。鹅黄色谷芽长长地萌发，父亲说：“再种一年吧??”到了春种时节，他像往年一样劳作，没有半点改变。天刚亮他就出门，扛着犁耙赶水牛下田，将浸泡一冬的稻田翻耕成油亮肥腻的泥浆。鹅黄秧苗在水田里变成青绿色，父亲又上坡翻耕旱地，种菜，种豆子，种木薯。他像一只钟表，按照长年累月的惯性，分秒精准地劳作。母亲天天跟着帮手，嘴里辩解说：“这么年轻就不做活，村里人说闲话的。”　　我念小学那几年，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个孩子邀约成队，一列列爬上四面八方山岭斩草捡柴。柴钩打着柴棍子，充满节奏的音律此起彼伏。整片整片山坡，旧草斩光了，新草又长出来。孩子们将柴草挑回家家户户，烧饭，暖水，煮猪菜。还卖给土窑里烧红砖、烧石灰。外乡人也在村口收购柴草，满拖拉机运往外地。　　1984年，二姐始鸣就去深圳进了制花厂，是村里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人。15年后，村里一半人口——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南下广东打工，全村务农早就盛况不复。　　随着青壮年流出，砖窑、石灰窑不烧了，家里畜禽饲养大减，进山打柴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一些上年纪的老人不再种田，靠外出打工的子女供养过活。父亲看不惯眼，反而在背后说他们闲话：“还能做活就不做了，做‘无忧公’了。”　　盛夏时分，早稻成熟了。清晨太阳爬上山岗，照着山间河谷一畦畦梯田。碧绿稻叶沾满晨露，像一柄柄狭长利剑。黄澄澄稻穗饱满结实，沉甸甸下垂。父亲满心喜悦。他起早贪黑，割稻，脱粒，晒干。农活大忙，姐姐和哥哥都赶回去割稻子。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帮忙。　　早稻收完，晚稻秧苗早就长起来了。父亲又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翻耕，要种植晚稻。　　“早稻收了十几担谷子。”他沾沾自喜地说。　　“十几担谷子，能卖一千块钱吧？”我鄙夷地问道。　　“卖不值钱，买就值钱了。”父亲讪笑着回答。　　“晚稻不要种了，你们两个辛苦大半年，只值我一个月工资。”我念完大学，就指望他们安养晚年，不要在这个岁数做劳累重活。可是父亲半句话都不听，说：“做得动就要做点，不能坐着吃闲饭。”　　我所嫌弃的土地，却被父亲所钟爱。我望而生畏的农业劳动，却是父亲惟一习惯的生活方式。　　三　　理解父亲对土地的感情，也许要从祖父说起。在漫长的年月里，土地一直是穷人的梦想。　　80多年前，小镇常闹饥荒。因为家无寸土，一逢荒年，祖父那一辈人就只能外出逃生，甚至“下南洋”。络绎不绝的饥民翻山越岭，走到梧州的浔江码头，乘坐木头小船南下珠江，换了大船远涉东南亚，在荒岛种橡胶、挖矿石谋生。海外并不太平，姑祖母一家辗转漂泊，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祖父谋生不成，为两担稻谷入了行伍打仗。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大溃败，祖父捡了条命逃回家乡，却终于还是在解放前夕活活饿死了。祖母眼看也活不成了，将遗腹的小女婴放进竹篮子，挂在屋檐下，自己改嫁给外村一个略有粮食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