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的去政治化历史中，工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个人奋进、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的日常生活逻辑上与资本家达成了共识。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会或多或少的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想要真正的树立起工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而这就需要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
文化批评编者按
文艺批评前几日推送罗岗、田延老师的文章《旁观他人之痛--“新工人诗歌”、“底层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精神状况》引起了读者和学界师友一些讨论，因而今日再推送青年学者高明的文章，同时在文末的“相关文章”中我们也把以往讨论呈上，点击即可阅读，以期促进更丰富深入的思考。
高明的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批判和质疑精神，她在参加《我的诗篇》首映式时敏锐的发现了资产阶级借工人诗歌的由头在闪光灯下“宣言”道“中国的有产者回来了”这一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实质，并指出纪录片“诗篇”表面的“温情”会掩盖现实“剥削”和“异化”的秘密。在几十年的去政治化历史中，工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个人奋进、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的日常生活逻辑上与资本家达成了共识。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会或多或少的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高明认为，想要真正的树立起工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而这就需要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前路是艰难的，然而我们只要肯前行，那么未来可期。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台湾)第14期，作者有所删改后经文艺批评推送，感谢作者高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随着第十八届上海电影节的开幕，“诗篇”纪录片的运作活动走向顶峰。作为文化生产过程的“诗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中铺陈开来，将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媒体与观众(抑或市民)都卷入其中，组织成一幅奇特的文化局势图。它所带来的冲击让人不得不直面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还是要从那个值得玩味的预映式说起。红地毯、礼品包、蓝领巾、“华董会”入会仪式、老板们朗诵工人诗歌、观影、交流七个环节构成了预映式的全过程。当来到预映式的现场──上海电影博物馆时，首先扑入眼帘的是白裙飘飘的礼仪小姐、大幅签字海报和红地毯。高端冷艳的氛围让我不由地自检着装。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诗篇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礼遇，可问题在于，只有用“高端冷艳”的形式才能表达对工人诗篇的重视么?工人盖好的摩天大楼，工人自己住得进去么?工人盖好的影剧院，工人使用的频率又是多少?预映式的观影者里，又有多少是工人呢?环顾左右，参加观影会的大多数来宾都衣着光鲜。身处这样的场域中，除了心生一丝尴尬之外，我竟然也有了些飘飘然的感觉。不知道打工诗人邬霞在走过电影节红地毯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又有多少人能在面对自己也沾光的繁华面前放弃心动，看透本质?
草草在海报上签完字后，领了一包礼品，打开一看，除了面包和矿泉水之外，还有一本精制的小册子。原以为是节目册，结果是「绿城黄浦湾」的房地产广告，骄傲地宣扬资本的力量──是工人诗篇的广告赞助商么?在预映式接下来的环节里，资本摆出友好姿态主动与工人牵手的仪式环环相扣，让人惊叹不已。
然而，如果仅仅认为工人诗歌只是被资产阶级利用了，那么这样的判断也太过于简单和苛刻了。“诗篇”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体现了寻找、重构阶级政治话语的现实困难，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复杂层面，比如，被遮蔽掉的工人的实际力量与潜在力量。
首先，工人诗歌文化生产的再政治化面临两个层面的困难。虽然“诗篇”走上了上海电影节的红地毯，但是就连吴晓波也悻悻然地在上述“吊带裙”一文中说，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备受关注的依然是李易峰等一线红星，工人诗篇远远不如娱乐文化吸引眼球。资产阶级敏锐地发现了工人，在工人形成阶级自觉之前棋先一着，介入到了工人文化的塑造中来，而同为僱佣劳动的其他社会阶级则对“诗篇”的出现视而不见。
同为僱佣劳动的城市白领恐怕暂时难以将自身的命运与工人联系在一起。[9]如果他们尚不构成工人团结的主要对象，那么在工人内部，技术工与小工，制造业工人与服务业工友，也存在重重的隔阂。当中国工人通过近二十年的斗争，以血肉之躯艰难地为自己争取到法律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点滴权益时，制造业的渐次转移也随之开始，资本流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区，[10]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再次成为工人联合的障碍。2014年，外出打工的工友有2.74亿，2013年的数字是2.69亿，[11]来上海打工的人数总量每年都有所增加。[12]而我在调研中却发现，无论国营酒店还是私人饭店，永远人手短缺，招聘启事从年初挂到年尾。打工人数总量的上升似乎并未缓解人手的短缺，工友的流动性每年递增。频繁地更换工作是顺应了资本流动性，还是工友们以脚投票的体现?对于很多工友来说，他们似乎只是把在这家店里遭遇到的困难与迷茫推迟延宕，带入到下一家店去。越来越大的流动性对于工友的团结与组织来说不啻为一个严重的障碍。在资本灵活积累的时代，这一障碍恐怕并非工人独有，而为各类僱佣劳动者共同面对。
我们(左翼知识分子)不满于“诗篇”当中由资产阶级为工人指出的“成功学”之路，那么我们与工人一起，能勾画并践行出另一种道路吗?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常会或多或少地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为了真正地树立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如果说自20世纪初叶至20世纪六○年代末，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族解放等目标的主要革命方式是通过长期的组织与运动从而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日常生活中以阵地战的方式改变日常生活的逻辑，或许可以作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再政治化，反抗剥削压迫从而实现解放的新途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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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最終改定得益於和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郭春林老師、朱善杰老師，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吳暢暢老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石力月、冷嘉老師，某社會組織的工作人員葉忠林之間的日常交流與探討。在此向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
1、本文在最寬泛的意義上界定「左翼」：反對新自由主義，質疑公民權的普世價值，與勞動者站在一起。
2、 吳曉波(2015)〈打工女詩人鄔霞和她的吊帶裙〉，原載於「吳曉波頻道」，轉引自新工人網，http://www.xingongren21.com/show_18243.htm。
3、 盧卡奇·捷爾吉(1996)《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23。
4、 張慧瑜(2015)〈工人詩歌與兩種工業經驗〉，原載於「破土網」，轉引自「微頭條」， http://www.wtoutiao.com/p/lb2hsq.html。
5、 鄭小瓊(2015)〈給我血汗錢，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見「我的詩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6d06dd60102w5gc.html。
6、 對於「情勢」的解釋可參考安東尼.葛蘭西(2006)《現代君主論》(陳越譯)，上海：上海世紀，頁59-63。
7、 這段引文是現場錄音的逐字謄寫。
8、 這段引文是對吳曉波現場發言錄音的逐字謄寫。
9、 汪暉(2014)〈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中闡述了消費意義上的城市新窮人與生產意義上的新工人之間的隔膜，原載於《開放時代》第6期，轉引自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