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处于过去和未来的过渡阶段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伊晨晨 编译）
【编者按】“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是哥伦比亚境内左翼反政府武装。2016年11月26日正式解除武装。2020年10月8日马克思主义刊物《宇航员》上刊登了该杂志对印度阿利加尔(Aligarh, India)的学生兼自由撰稿人雅尼斯·伊克巴尔(Yanis Iqbal)的一则采访。该采访就其对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行动理念及经过签订和平协议后其武装解除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和重组行动的看法进行了访问。原文内容如下：
今天我们采访了来自印度阿利加尔的学生兼自由撰稿人雅尼斯·伊克巴尔，他写了很多拉丁美洲和哥伦比亚关于新自由主义下的底层人民和帝国主义相关话题的文章。
问：你好，雅尼斯。我们首先从这个问题开始今天的采访：你为什么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拉丁美洲感兴趣?
答：我之所以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感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该国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分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在该国的地位。目前，针对社会领袖、环境组织领袖甚至非裔哥伦比亚人的暴力行为有所增加。武装部队杀害了一些土著居民、新闻记者和环保组织的一部分人。其中一个人是一个村庄的社区行动委员会主席。这些杀戮属于一个系统性的框架。2020年，185名社会领袖和人权捍卫者被暗杀，同年有30多名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员被谋杀。在伊万·杜克(Ivan Duque)的领导下，对社会领袖的杀戮愈演愈烈。自2018年杜克当选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500名社会领袖和80多名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员被杀害。在这个暴力行为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分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的历史实际上是充满霸权行为的。在当今具体情况下分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它不仅仅是一伙土匪。
第二个原因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运作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帝国主义的边缘地区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剥削，左翼势力急剧衰落，资本主义完全处于统治地位。弗朗西斯·福山等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坚决反对剥削和掠夺机制，并让左翼人士看到了唯物主义乐观主义应有大的表现。然而，许多左派人士选择了微不足道的选举成果推崇温和的改良主义。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继续用列宁主义粉碎国家机器的观点，从而向世界证明，彻底革命和对资本主义条件的彻底否定仍然是可能的。
问：你认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印度和菲律宾的毛派等其他组织相比如何?他们在控制地盘和运作的方式上是否有相似之处?
答：是的，他们的战略与其他组织的有相似之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分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遵循“游击中心论”。切格瓦拉(Che Guevara)曾说，虽然游击队活动不能创造革命的条件，但游击队的实践既是物质条件创造的，也创造了物质条件。虽然他确实认为游击队活动需要一些结构性条件，但他错误地认为社会准备工作对武装斗争具有推动作用。切格瓦拉认为，游击队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武装斗争本身建立的。与这一说法不同的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通过长期建立广泛的支持来积累权力。它以社会福利等形式进行了革命工作，这是扎根于社会力量的先决条件。因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致力于在该国内部建立一个替代性国家，并获得广泛的支持。当地的武装行动使国家动荡不安，为他们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除了暴力事件的增加，政府还无法应对这场混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方式是，通过不断打击使军队，并通过表明国家无法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来使国家失去合法性。
问：比较突出的事情是，女性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中的重要作用。
答：妇女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0%的成员是女性，30-35%的指挥官也是女性。哥伦比亚政府中妇女的比例为10%，市级为5%。只有2%的军人是女性。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百分比，是因为女性认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为她们利益而战的组织，也能协助解决她们的问题。
虽然作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成员的工作是危险的，但女性在这个组织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保护其免受日常暴力的侵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甚至对性暴力制定了一项零容忍政策，惩罚最高可达死刑。这是一项极端的政策，但它为她们提供了保护措施，保护她们免受来自他们的伙伴和其他群体的性暴力。
她们的成员资格也使她们拥有真正的自由。虽然情感关系的始末都必须得到指挥官的批准，但他们很少会拒绝批准。为了避免发生危及女性对该事业的忠诚的事件，避孕是强制性的，怀孕就意味着要么*产、要么将孩子送走。这往往会导致创伤经历，而*产往往是女性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复*产使女战士的幻想一再破灭，也会导致她们放弃。
问：你如何看待和平谈判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发生的变化?你认为这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处事原则有何影响?
答：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解除武装对哥伦比亚的下层阶级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压迫关系的内化抑制了对抗主导阶级的能力和反抗的潜力。我认为这种紧张关系已经转变为内部化的支配关系。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事武装斗争时，它完全反对哥伦比亚政府，并作为一个反对这种压迫工具的外部行动者运作。这一敌对关系是外部行为者企图破坏哥伦比亚国家外部机制的少数案例之一。这意味着政治主体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得到了完全和严格的界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在与国家的关系中主观地加强了从属的经验。
随着解除武装的进行，游击队与国家建立了关系，不再是外部行为者，因为他们被纳入国家机构，通过合法的参与政治进程来反对国家。反抗是底层人们政治行为。然而，它表现了一种从属关系，因为它不能试图违反确立其具体边界的统治关系的规则限制。底层人们将反抗具体化，最终反抗不仅仅是一种反应，而是在一个积极主动的层面上修正它的整体，即在遵从权威和服从关系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反抗并不排斥统治关系，因为统治是可以继续的。反抗建立了一种平衡，允许在底层人民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主体性的永久的重新谈判。
相反，武装叛乱通过在统治结构的边缘建立组织来质疑统治结构，意图最终颠覆这些结构。叛乱试图挑起统治危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已进入抵抗阶段，因为游击队已被纳入主导结构，并正在重新谈判其在系统内的地位，以适应新的处境。
问：这个由50名农民组成的团体是如何成长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的?
答：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的成长壮大。他们通过社会化的游击战策略，从一支小部队成长为一个大组织。在这个策略指导下，他们倾听穷人的实际需要，和他们一起工作，并激化阶级矛盾以达到革命高潮。首先，游击队是建立在高度不平等的农村政治经济的基础上的，在这种经济中，大多数农村人口是农业劳动者或极小型农场的不稳定所有者，这些农场不断被富人侵占。哥伦比亚的流离失所问题是一个大规模的现象，据估计，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放弃了1000多万公顷的土地。
除了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民之外，古柯种植户是另一部分被压迫的人，他们正在壮大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有时，小规模的农民由于贩毒分子和准军事组织的威胁而被迫种植古柯。当准军事部队到达某一地区时，他们明确表示，那些希望继续生存的人必须进行种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通过打击准军事部队的暴行和建立社会福利项目，得以在哥伦比亚农村地区站稳脚跟。
例如，在普图马约省(Putumayo)，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日常活动使他们成为可以参与公民*工、帮助农民通过组织露营保持几个月动员来扩大*行影响的社会行动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通过支持该运动，帮助强化了这些运动能够操纵国家的谈判能力。除了提供后勤支持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还一直在打击政治暴力，基本上稳定了该运动的进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为了经济增长对古柯贸易进行了管制。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的古柯种植区，避免准军事部队进入古柯种植区，给农民造成浪费。因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利用被动的运动战策略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团结，来抵抗准军事组织和毒枭的攻击，并保证古柯种植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这种抵抗机构暴力的战斗能力是在游击队运动第七次会议上发展起来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会上宣布自己是人民军队。这也有助于它巩固自己并发展成为一个大的组织，因为这意味着党可以不再等待和伏击敌人，而是包围敌人。这是游击队从防御行动向革命进攻运动的过渡，旨在进行更具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保护被压迫人民。
谈到社会福利项目。来自古柯生产的50%的税收被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这是定期进行的。除了规范古柯贸易，它们还鼓励种植者种植粮食作物，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粮食安全。通过这些细小策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获得了领导权并巩固了自己的武装。
问：你认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意识形态统一与它所代表的常备军和广泛的运动联盟相比有多重要?
答：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思想统一和军事力量不能被解析为两个单独的部分。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军事”的统一体。虽然军事能力确保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能够为各种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但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这种生存支持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有助于强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军事进攻的政治象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意识形态和战斗力的辩证统一。如果游击队只给群众安全，而不进行革命教育，就会产生一种停滞。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意识形态上润色政治安全，从而在政治上动员了人民。
现在，我们可以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运作活动包括对事实上的反霸权主义政府进行的物质建设，以及进行诸如阻塞道路、攻击基础设施、勒索和绑架、破坏、伏击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游击队在主观上把对客观压迫条件的不满转化为了辩证的革命乐观主义。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源于反映小物质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使群众的意识产生了超结构的变化，使他们相信有从根本上重新配置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概念的角度看你的问题，可以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思想统一和军事能力是辩证平衡的，能够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
问：你认为是哪些因素导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未能瓦解哥伦比亚军队并解除哥伦比亚国家武装部队的武装?
答：由于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未能削弱军队。通过2000年实施的哥伦比亚计划，实现了暴力的私有化和不对称战争。通过这种方式，安保公司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使用专门的暴力来击败游击队。例如，2005年，哥伦比亚境内有2000名私营军事承包商，这显示了这些私营公司的军事规模。
第二，具有新军事模式的不对称战争制度也损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是由美国设计的，他们整合了各种行动并提供了实施这一过程的建议。这些变化使军队处于战术优势。通过军队的现代化，哥伦比亚政府得以杀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三名重要领导人，这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陆军上将马丁·登普西(Martin Denmpsey)曾在2012年表示，美国将派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有经验的哥伦比亚旅指挥官，与哥伦比亚警察和陆军作战部队一起训练和合作,并将他们部署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这些旅指挥官已经是现有的反情报部队的指挥官了。这些侵略性的军事行动使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游击队减少了50%。准军事组织通过进行日常暴力活动加快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军事失败。通过小型侵略网，他们创造了一种无以匹敌的永久暴力氛围。尽管准军事人员于2006年不断复员，但各种组织仍然存在，破坏和削弱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军事结构。
问：但“哥伦比亚计划”仅在过去20年才开始实施。原则上讲，拉丁美洲的军队倾向于反动。赢得军队支持的左派团体并不多。不仅仅是哥伦比亚或哥伦比亚计划是这样的，对吗?
答：对，军队不能站在人民一边，因为他们是国家暴力工具的一部分。
问：但在其他地方，军队被革命运动瓦解了。
答：我想这很难解释，但我可以举个例子。在玻利维亚，军队支持政变，即使他们早些时候支持埃沃·莫拉莱斯政府。现在他们支持美国的傀儡，这似乎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历史传统，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点。
问：在我看来，自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解除武装以来，哥伦比亚左翼再次在城市地区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就像2018年的选举一样，古斯塔沃·佩德罗(Gustavo Petro)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二，他是一名来自人道的哥伦比亚的左翼前游击队员。你认为哥伦比亚左翼的未来如何?
答：要解释哥伦比亚左翼的未来，我们首先要看看和平协议所执行的具体情况，这将加强哥伦比亚的左翼政治。和平协议的签订可以看作是一场被动的革命，它是一场统治阶级的反击运动，它产生了重要但有限的变化，它消解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及来自底层人民的巨大压力。因此，在签订和平协议之后，新自由主义以提高煤炭、祖母绿和其他资源等采掘业生产力的形式愈演愈烈。外国直接投资也增长了25%。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在后和平时期正在强化。这些条件将成为左派的有利因素。随着客观条件的恶化，左派的政治潜能将得到发挥。随着哥伦比亚人民逐渐实现和平，阶级斗争将加剧，左派的政治前景可能会改善。
在争取和平进程中，左翼政治派别对取代新自由主义，建立一个综合的农村方案持支持态度。随着危机的加剧，更多的人将会认同左翼政客的革命要求。这些政治人物可以利用古柯生产国在古柯生产地区发起的军事攻势和恐吓来深深打击古柯种植者的不满。左派试图用较少的农作物分配和全面的农村发展来迎合一个有规制的计划，而现任政府公开的军国主义策略并不是解决方案。理解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这种对比，古柯种植者势必会为左派提供支持，因为该州实现消灭古柯的镇压策略与大型军事行动息息相关。
尽管左翼有良好的政治可能性，但仍存在两大问题。哥伦比亚的暴力历史上，选举左派精心构建的霸权被统治阶级实施的暴力逐渐削弱。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贝坦索斯(Betanzos)政权达成了停火协议。许多军队选择了选举政治，组建了一个名为爱国联盟的大规模选举党。爱国联盟在议会中有21名代表，在选举中获得了大量支持。但是，在地方、州和国家选举中取得这些重大胜利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军队杀害了其中三名当选候选人。由于哥伦比亚政权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500多名合法选举活动人士被杀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被迫重组武装力量。1985年至2000年期间，许多农民领袖、人权活动家和其他人物被暗杀。这一历史先例表明，在目前这种压迫性的客观条件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争取和平的进程已经被撕裂。左派政治候选人正被国家认可的暴力杀害，2019-2020年再次发生针对性暴力事件可能是选举政治的政治断裂。
问：就在本周，又发生了一起大屠杀，许多人被杀。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坚持2016年的和平协议的主题……解散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士兵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说，哥伦比亚的农民仍然没有土地，即使2016年的和平协议承诺了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农民仍然在少数人的统治下受苦。总的来说，你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协议有什么看法?对选举进程或公民解决办法的信任是天真的还是合理的?
答：哥伦比亚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网络。由于其特殊状况和帝国主义的整体安排，准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已被纳入这一资本积累体系，在其中起长期结构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作用。准军事活动低于上升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域或由国家武装部队和侵占土地组成的军事领域。准军事人员在结构中发挥作用，不仅要与游击队战斗，而且要让农村居民流离失所，为接管这些土地的公司提供安全保障，还要打击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反对私有化的工会。简而言之，准军事力量的作用是清除一切反对资本的进步或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东西。那些相信以公民方式解决准军事恐怖的人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司法机构或任何国家机构是否会进行干预，以制止准军事主义，并限制资本积累进程，而资本积累对于拥有哥伦比亚丰富资源的哥伦比亚统治阶级来说非常重要吗?
此外，像在乌里韦(Uribe)这里的人在现实中关于准军事主义的言行有着强烈的分歧。例如，准军事主义在1989年被宣布为非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准军事活动活跃起来。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并指出社会运动受到来自下层的准军事力量的压力，公民解决暴力问题的方案将很难在这种压力的基础上继续实行。
问：你认为最近工会的增加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利用资金支持工会有关吗?
答：工会的增加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无关，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必要的财政资源来资助不同的团体。根据和平协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资金必须申报并交给政府，用于补偿在这60年冲突中的数百万受害者。在和平协议中，被称为“有效实施行政征收非法所得资产的战略”的部分和“双方彻底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放下武器的协定”的部分，要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放弃其财富资源。所有这些都是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EP)放下武器的过程中仍停留在过渡地方正常化区(TLZNs)的期间发生的。因此，现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足够的货币来对工会产生经济影响。
问：我想如果你再不拿起武器，唯一留给你的就是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答：在这一时期，我们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并开始了主体化的进程。我要强调这一结构的四个变化或要素：它们是激进的抽象物、具有企业家精神、增长至上和绩效管理。首先，激进的抽象物是把个人从他们的经济条件中抽离出来，这导致了当地语言和斗争的消除，以及强加了有利于消费环境增长的主导文化。因此，随着区域斗争和反积累斗争的丧失，激进的抽象物也导致了脱离物质条件的不稳定的存在。你被告知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建造任何东西，这就强化了结构性条件对你的影响。第二是企业家精神，即主体的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将自己视为一个投资清单。第三是增长至上，它包含了寻求新投资和分散风险的冲动。增长的必要性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永久化，以及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后一种是绩效管理，这是新自由主义用来管理文化的一种方法。它过分强调积极效应从而掩盖了葛兰西所谓的“理智上的悲观主义”。绩效效应也通过激励他们去冒险追求欲望来充实自己。
问：如果你鼓励人们冒更大的风险，这不会适得其反，导致他们加入游击队吗?
答：这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原因，但也有周密安排的。他们在预定的计划中冒险，而游击队活动不在这个计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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