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乡村小学

1962年秋天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停办的中学没有恢复，县里开会，点名批判了几位“攻击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印象最深的是宣传部长讲的；“四川有两条河，叙永有两个天，都是右派闹翻天，夸大人为灾害，污蔑一大二公……”（四川的两条河指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流沙河，石天河，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叙永教育界的两个天，一个是李天翔，一个是毕天明。两个都是教育上的佼佼者，五七年划成右派不服，又讲些自然灾害非自然，到处都有被饿死的人，因而成了反右倾的典型。）那时我等社会阅历肤浅，又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正面教育的共青团员，思想很单纯，一切听从党安排。组织上讲；自然灾害一定会很快过去，我们要解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希望有一批中学年轻教师到基层，去加强小学教育，提高质量。因为自己从教在高完中，按理可以任意选择条件好的城区学校，但是我却当了傻子，选择了一所乡村完小。这所学校在永宁河畔的麦地公社，名叫“中华山小学”听这个名称就有点意思，加之在那里当头的主任是我的师兄，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学校四围农户稀少，大量的土地没人耕种，前几年老师们就悄悄地种粮食种蔬菜，最困难的60——61年，大家靠着自留地里收获的红苕，玉米蔬菜过日子，肚皮没有挨饿，还把计划供应的粮食节约下来支援家里。这番话委实打动了我的心，只要吃的问题解决了，生命保得住，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这是我决定去乡村小学的一个动因。其次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没有成家，一个单身汉，没有思想负担，去就去吧！　　还有一个不明不白的内部消息，说那里没有校长，放我去是当领导。我是半信半疑，自己明白，刚教书一年就去地区进修，老师都没有摸着道道，有什么本事当校长？只有把这当着传闻罢了。　　学习结束后三天新学期就开学了，收拾起自己的行装，简单的衣服被盖，生活用品和书箱，一条竹扁担挑在肩上就是家，过了永宁河下游的余家渡，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石板路，走了20多华里去到华山小学。学区的老师们早已到齐了，大家热情地迎接我这位从高完中学下放的新老师，有的倒茶，有的帮我安排寝室，中午用菜牙祭接待了我。主任悄悄告诉我，前一阵说是要调你来当校长，通知一直没发，也许是变卦了，你就安心来教五年级语文当班主任吧。这样一讲，我的心反而更踏实了，因为自己明白还不是当校长的料，除了年轻幼稚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家庭出生不好。　　这里确实是一所偏僻荒凉的乡村学校。校舍是古庙宇改建的，黄泥土墙，小青瓦，简陋的教室，围在两个长条天井的四周，教室里全是丈余长的桌椅板凳，地面坑坑洼洼，四面都可通风。教师住的小寝室，除了放张床一张办公书桌，没有第二个人的坐位了。我的寝室在一个鸽楼式上的屋子里，用小方桌办公。每个老师发一盏煤油灯，每月每人供应煤油一斤，作业只能白天抓仅批改，晚上只有早早安睡。　　华山小学背面有一大片马尾松林，不时都可以嗅到一阵阵油松的清香味，入夜松林里发出沙沙的松涛声，有时大风凑起松林里传来汹涌澎湃的声音，令人心悸。校门前面有一条小溪，常年都有潺潺流水，小溪上有一道不高的堤坝，侧面安装了一台水磨，供人们磨面，没有专人管理，也不收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白天晚上，水磨都在吱呀吱呀，悠哉悠哉不停地转动，不知休息，也不知劳累，真令人感动。　　学校里只有十来个老师，请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当炊事员，逢三，六、十赶场老头要步行十五华里，到集镇上去买菜，买米，买三天需要的生活用品，给老师们交信，取信件报刊，非常辛苦。那时我的心上人在重庆巴南，我们每周至少要写一封信，所以每次工友回校，都希望有信，像给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情人的心声。我在学校里年龄是最小的，工龄是最短的，大家对我都很关照。他们自留地里收获的落花生，煮在桌上大家吃，他们种的红薯随我去选择，大家在一张破烂的长条桌上吃饭，分饭不分菜，有点点好吃的，大家都来品尝；吃的东西虽然很单调但是彼此很和谐，完全像一家人那样。几个月过去了，环境开始熟悉了，学生们陪着我去家访，渐渐认识了家长，和周围的农民也开始有了交情。山里的民风很纯朴，家长非常尊敬老师。开学不久就到了中秋节，不少孩子从家里带来糍粑，板栗，花生给老师送节，都把学生送的礼物拿到餐桌上大家品尝。　　学校里的几位女老师都已结婚成家了，不过她们都还是牛郎织女，天各一方，只有寒暑假才能相会。我们三个年龄不相上下的男士都是没有成家的光棍，是一个团小组成员，闲称“哥三好”。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读书心得，讨论人生，讨论未来，星期天我们就到集上书店里买书，有时跑几十里去看电影，那时能够在乡间看一场路天电影，都简直是一种奢华，一种莫大的享受。　　乡村小学的冬天，日子特别难过，孩子们上学时就沿路拣些干祡带到学校，给老师们烤火，最冷时候晚上大家就在过道上烧祡火取暖，多数时候就龟缩在被窝里熬到天明。　　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恢复元气，教育的管理还没有理上路子。乡村小学的教育完全凭老师们自己的良心去教，没有人听你的课，没有教研活动，我这个教过中学的老师，也不知道对与否，反正各自把娃娃们管好，没有人逃学，没有家长找上门问事就行了；把课本讲完，期末考试，多数学生能够及格，教学任务就算完成了。　　转眼就到了期末，和千里之外的恋人商定，春节把终身大事办了，因为我们都已经二十四、五符合晚婚年龄了。大年初一去到重庆北碚，说起结婚什么也没有准备，那年头每人只发1.8尺布票，两个人的计划只能逢一条裤子，新衣服也逢不上一件；微薄的一点工资能做些什么？好在在北碚有亲人叔父母，一家人在北泉的餐厅里花10元前办了一桌简单的席，没有酒，也就算是婚庆了，那年头回忆起来真的十分寒酸，不过清贫又传承了一种美德。我们的蜜月，只是在山城逛了几圈，便送新婚的她回到了姜家学校，我依旧回到了那所偏僻的乡村小学。　　新的一年开始了，组织了家庭心里既踏实了许多又频添了许多思念和牵挂。学校的同事们合伙给买了一个保温瓶，一个洋瓷盆算是对我结婚的赠礼，我带回了一些糖果，几包香烟，周前会办个小招待，也算是答礼了吧。　　开学不久，《人民日报》、《**报》《中国青年报》　　1962年秋天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停办的中学没有恢复，县里开会，点名批判了几位“攻击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印象最深的是宣传部长讲的；“四川有两条河，叙永有两个天，都是右派闹翻天，夸大人为灾害，污蔑一大二公……”（四川的两条河指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流沙河，石天河，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叙永教育界的两个天，一个是李天翔，一个是毕天明。两个都是教育上的佼佼者，五七年划成右派不服，又讲些自然灾害非自然，到处都有被饿死的人，因而成了反右倾的典型。）那时我等社会阅历肤浅，又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正面教育的共青团员，思想很单纯，一切听从党安排。组织上讲；自然灾害一定会很快过去，我们要解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希望有一批中学年轻教师到基层，去加强小学教育，提高质量。因为自己从教在高完中，按理可以任意选择条件好的城区学校，但是我却当了傻子，选择了一所乡村完小。这所学校在永宁河畔的麦地公社，名叫“中华山小学”听这个名称就有点意思，加之在那里当头的主任是我的师兄，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学校四围农户稀少，大量的土地没人耕种，前几年老师们就悄悄地种粮食种蔬菜，最困难的60——61年，大家靠着自留地里收获的红苕，玉米蔬菜过日子，肚皮没有挨饿，还把计划供应的粮食节约下来支援家里。这番话委实打动了我的心，只要吃的问题解决了，生命保得住，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这是我决定去乡村小学的一个动因。其次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没有成家，一个单身汉，没有思想负担，去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