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文人亦宦亦隐，即便身在庙堂却向往隐逸，寄情山水，喜欢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的抚慰。然而，文人作为一个阶层，不可能都抛却功名，全部进山当隐士，身居庙堂而心向山林的矛盾困惑如何找到一种代偿的形式？于是，只有将这种理想移天缩地于居住之所，淡雅抒情的庭院园林便应运而生。
王世贞曾经说过：“山居之迹于寂也，市居之迹于喧也，惟园居在季孟间耳。”既耐不住隐居山林的孤寂，又不堪市井俗境的纷扰，庭院园林便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去处。叠石构屋，凿水穿泉，栽花种竹，私家园林成为古代文人的时尚，并世代延续。至明清之际，筑园技艺和园林风格日臻完美，庭园成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显现民族精神的明珠。
古代文人的庭院园林，源于其山水意识，与山水画、山水诗多有相通之处。宋代郭熙论山水画时曾说过：“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这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恰是文人雅士筑园的追求。中国古代哲学历来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亲，庭园正是这种哲学观在居住情趣上的集中体现。
然而，庭园毕竟空间有限，不能将真山真水整个搬来，文人的宅第更是如此，因而筑园只能以写意为胜。明朝文震亨《长物志》中云：“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以一拳代山，一勺代水，让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景物，寓无限的情思，造无限的意境。一切景物皆情物，主观的情感注入客观的万物中，万物便有了灵性，一石一水一草一木都具有了人格象征意义。山令人静，水令人远，石令人古，筑园不仅搬自然之景，更是抒自我之情志。一叶芭蕉，几枝修竹，无不渗透着人的情怀，植松以取其坚贞，种梅以取其清高，栽菊以取其傲风凌霜，树兰以取其幽雅淡泊，人之高洁雅致不入流俗之意，皆寓于自然万物之中。
明朝时期江南士人营造的名园，如扬州的个园，苏州的留园、网师园、拙政园，以及无锡的畅春园等，皆偕景写意，有其独到之境界。如个园之名，便有深意。“个”，竹的半边也，竹有节，象征清高。半个竹字，表达的正是“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孤芳自赏傲然于世的情怀；网师园，一个“网”字，便道出渔父之志，隐逸之意。当然，此类庭园的主人虽为文士，但都有富甲一方的背景，一般的士人自然无如此之实力。
大多数文人的庭园不似这些名园那般精致、复杂，但在平淡、质朴中反更显自然的风韵。郑板桥说：“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网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面，对此境，何难敛之则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郑板桥情之所钟，只修竹数竿，石笋数尺，便能在小小一方天井中，有声有影有情有伴，感千山万壑之气象，又何须千金万金。
山水之享，是古代文人调节身心，平衡心理矛盾的清凉剂。古代文人的庭园折射出文人们立身处世的人生理想，既包含了直面人生的无奈，又显示出对现实世界的超脱，这无疑是古代文人雅士旷达明智处世智慧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