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辈算起，我家祖上三代无一不是文盲，母亲也是。我九岁那年，母亲同父亲协商：坤儿该念书了，要不，又是一个“睁眼瞎”。父亲爽快地一拍大腿，说：好哇，早该念书了！于是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起了个大早，背上土布缝制的小书包，跟着父亲，蹦蹦跳跳地去了五里以外的祠堂小学。
时值上世纪70年代初，上初中、高中全靠基层组织的推荐，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农忙季节成月放假，谁还用心学习？五年下来，我除了会喊“a、o、”之外，识的汉字真是屈指可数。好在大胡子算术老师上课比较认真，大家对他有本能的畏惧，全班的算术成绩还算过得去，这为我们初中阶段的代数课奠定了一定基础。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次年，我步入初中的大门。此前从未当过任何班、组干部的我，因为学习成绩靠前，当上了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我神气活现地出入于课堂、操场、文艺演出舞台、教师办公室，陶醉于自己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墙报上、成绩排名榜上，一路喝彩，一路鲜花。1981年，我以优异成绩被一所地区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当时，班主任建议我读六安一中，我嘴上说：我的智力一般，将来恐怕考不上大学，心里却难受得要死：农村孩子，家中姊妹多，经济负担重，那里还上得起高中啊！的确，念了中专就成了国家的人，好歹不需要父母掏过多的钱。我依然拼命地学，大学之梦常常光临我的枕边。在梦中，我笑过，也哭过，但信念从未动摇！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三年中专生活从指间悄悄滑过，我也从懵懂少年变成风华青年，站在宽宽大大的讲台上，成了一名学历不够格的高中老师。生性不服输的我，积极参加各类专业考试，并挤出时间写作，很得人们赞许。当我带着几分眷恋离开校园，到一个行政部门上班的时候，我手里已拥有中文本科毕业证书、高中生物教师资格证书和一大摞样报样刊，生活，向我露出灿烂的笑容。
28岁那年，我成了单位的副职。精力旺盛，拥有大把的时间，便又报名参加了法律自学考试，从专科考起，一门一门地啃，五年下来拿到了法律本科证书。我又一鼓作气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终于如愿以偿，目前在北京市海淀区当执业律师。这些年来我笔耕不辍，发表作品70万字，出版《寻找阿依古丽》等三本著作。
我，一个农家孩子，目不识丁者的后代，如今却拥有双学历，并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仅仅是因为我的勤奋和执着吗？不，靠的是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终究是渺小的，犹如一滴水，只有融入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才有自己的立身之地，才不会干涸，而我便是那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