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一个字来形容当年晋北春运的状况，那就是：挤！
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个口号叫得很响：“抓革命，促生产，安全正点保春运！”彼时春运总体规模比现在小得多，盖因客流仅为占总人口比例不大的探亲者与全国仅30来万（如今已有900多万）的大学生。1968年我被下放劳动检修火车，春节前后在大同火车站常见车还没停稳，站台上黑压压的人便蜂拥而至车门口，却是干着急上不去；很多人背大包提小袋窜来窜去，无奈所有车门口都拥堵不堪，因为车厢早已爆满。那用来缓冲车厢振动的圆弹簧本有间隙，却因起码一倍多的超员，而不堪重负被压得死死无缝儿；这不仅令旅客由于弹簧失去弹性而颇感不适，更因弹簧硬抗导致断裂影响行车安全。
某日一趟进京过路车，出站信号机早已显示绿灯，可就是开不了，因为那些挤不上去的旅客不甘心，死死抓住老式客车的“手把杆”；站方出动多人连拉带拽，趁此空当儿车总算开了。但刚启动，突见有人复又抓着手把杆，边走边往车梯上迈腿。
危在旦夕，他如果一步走不好，腿就会伸到站台下边；只见女列车员双手紧握手把杆，伸出一条腿假踹，那人就手扒下她的一只皮鞋，摔在站台上。
当年春运规模不大，但运输组织和投入的运力远不如现在。客车数量、质量都难以保证，好多加开的“临客”用的是解放前制造的杂型车，车外皮及座席皆为木板；短途临客如大同至王村的市郊车甚至用载货的棚车，称作“代客”。总之，运能不高，效率较低，舒适度差。
因条件所限我一直未在老家过春节。1980年母亲来信让我务必回家过个年。路上遭老罪啦，大同至北京这一段本已吃不消了；而北京站换乘，一开车就爆满，座底地板那狭小空间全躺着人，就连靠背顶上也“耍杂技”，甚至有人上了行李架。尽管不敢喝水，难免憋不住；然而厕所近在咫尺，可就是过不去；地板上的人可谓“亲密无间”，那才叫水泄不通哩。我好不容易拔出腿，却又没处落脚，只好金鸡独立，找缝儿强行插入，那阵势，就差人摞人啦。待拼到目的地，却见里面有4个人，幸亏都是男性。
后来又回老家过了个年，只是再也不敢受那“一层皮的罪，索性来个“极端”，除夕下午走，赶在初一到。结果一节车厢只有三个人，还享用了一顿免费水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