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记忆在最不经意时，有一种声音藏在最心底，有一种唱腔像童年的彩笔，把我行走山水间的灰暗涂成亮丽。吼一嗓吧，给世界，也给自己。
这是薅秧歌带给我最直接的诗意。多年以后，它仍有信仰地活着，活在苍茫大巴山，活在幽深的岁月里。还记得儿时被父母带到田间地头，开始追着花草喧闹。过一会儿，捏着羊嘎丁丁的手会被一种声音定格，沉醉于此起彼伏的薅秧或薅草歌。那是一群我熟悉的歌手，用最朴实、明亮、纯净的唱腔，把欢乐和幽默散落山野，撒满村庄。
那一幕是盛大的，也是轻盈鲜嫩的。红尘阡陌，躬耕垄上。我的父母和叔伯婶子们成排的下到田里，站在齐腿的秧田里，扭动着腰身，用脚探寻秧苗周围的杂草，然后用力将之踩进泥中，从此不与秧苗争营养。这是杀虫剂没生产出来之前的除草方式，也是薅秧歌得以诞生和传承的土壤。
“薅秧歌”以二二三节奏的七言句式为主，分高腔和平腔类。高腔类腔幅宽大，节奏自由，多用假嗓和颤音歌唱，因此难度比较大，又被称为“一声昂”或“震颈红”。平腔类腔幅紧凑，节奏规整。一般结构短小。其表现形式可独唱、领唱、齐唱、对唱，一领众合，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这种伴随着劳动场景诞生的艺术形式，将劳作的辛苦和满心的期盼融合在即兴即景的唱腔里，寓情感于嘻闹里，润万物在无声间。那种吟唱无悔青春的荡气回肠，歌颂着盛世锦年的豪迈放纵，即使落了俗套，也仍旧是美的。
最记得每年秧苗青绿时节，为了给大家鼓劲，领头的没下田就已扯着嗓子吼：“迎春花儿朵朵香，准备春耕忙又忙，春天多使一把劲儿，秋来家家谷满仓”。众人立即来了精神，跟着和：“大田薅秧排对排，舅子老表一起来。杂草除得干又净，打的粮食经得晒”。仿佛这一嗓子就把身子吼轻了，劲儿吼足了。随着歌声的节奏，人们扭动的身躯就自然一致，仿佛排练过的大型舞蹈。好看又壮观。聪明的婶子们为了哄儿郎们多干些活儿，甜蜜地许诺“一块白布四个角，做双鞋儿郎榻脚。只要我郎爱劳动，一生都不打赤脚”。男子们立马会蹬鼻子上脸：“大田薅秧排对排，一对雀儿飞过来，前头飞的梁山伯，后头飞的祝英台”。也有一些过来人逗那快出嫁的女子：“大田薅秧稗子多，扯了一窝又一窝，又要埋头扯稗子，又要抬头望情哥”；“薅了上丘薅下丘，拣个螺丝往上丢，螺丝晒得大喳口，小哥晒得汗长流”；唱到热烈时，一些已婚男女就开始公开调笑，打诨对唱。男人唱：“秧田弯弯一张弓，妹儿脸蛋红通通，白天薅秧薅累了，晚抱妹儿怀当中”；不甘示弱的女人便泼辣回敬道：“月儿弯弯一张弓，山茶花开红通通，薅秧田里拣个崽，娘抱崽儿怀当中”。
在嬉笑怒骂的薅秧歌里，所有的表达都能辗转成歌。即使昨天刚吵了架，只要一人开口唱“昨天出门遇到鬼，敢和对门来争嘴”，另一个回“专心实意来薅秧，秋收稻谷垒成堆”。至此，矛盾消除，即使不能和好如初，也不似先前那般头生孽角，非争个你强我弱了。
随着现代农业的诞生，施肥锄草都不需要人。那一幕幕热火朝天，生机盎然的场景消失了。薅秧歌也随之淡化。如今能原汁原味吼出几声的，多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被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保护和传承还有些困难。唯有创新这种艺术形式，融合现实，开启更灵活更丰富的创作方式，才能继续扎根这方土地。真希望人们有一天还有“轻歌一曲薅秧去”的热情和劲头，用这原生态的高腔悄然掸开那些花开的日子。
兴许是受母亲经常哼唱的影响，薅秧歌总是把繁若锦缎的初夏织成一曲清韵，安放于颠沛的流年，让我能够感受到云卷云舒的坦然，从容与淡定的笃实。轻拈时光，静听岁月，遗落在时间里的这些悠远的歌，高亢，从容，轻挂在心头，不卑不亢，亦庄亦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