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所有节日的集大成、大集成。清明的祀神祭祖，端午的祛邪避祟，中秋的美满团圆，重阳的敬老爱幼，都于春节再度现身，只是换了说法和做法，比如祭奠换了祝福，菖蒲换了桃符，雄黄换了屠苏，登高换了拜年，月饼换了汤圆。至于元宵节，不管来历如何，都当是春节的收尾，犹如循环赛的副班长，又好比名表的副牌。即便社会从农耕到了工业后工业，什么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敬老节，我想照样都可以被春节一一收纳的。
因此，或可以讲，春节是由其他节日慢慢累积起来的。林语堂说，与春节比，其他的节日似乎皆少了节期的意味。既有累积，就有期待。农村自不消说，梁实秋说过年须在乡下，才有味道。年之有味，大多来自准备，一入腊月，农民的一切忙活大多是为了过年。不错，年就是收获，那种等待收获的气氛，便是年味。城市年味虽然稍淡，仍有许多市民提前准备年货，准备走亲访友，准备敬老钱和压岁钱。即使年夜饭在外吃的，也要郑重地预定，这等于把自己的准备，委托给饭店去准备。在这里，准备是累积的近义词。亲友平时不大走动，彼此仿佛被时间充了气，有很多很大的空隙，须用聚会或拜年把气挤出去，把关系压紧些。不走动不聚会，寄贺卡发信息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把慢慢的累积，在过年时一下释放出来。上海话里，过年与过瘾的发音相同，这两个词没有必然的关系，却也诱人相信，年也是一种瘾，全年的累积，多时的准备，就在年来之时，一下过了。
所以，所谓过年，年不要紧，过才要紧。年的过法，大多约定俗成，也会与时俱进，无论哪种，鲁迅说都要格外地庆贺。所谓格外，大致两层意思，一是平时享用的东西，可以加倍，比如酒菜闲食可以多吃点、吃好点，钱物花销可以多用点、用好点，麻将牌戏则可以通宵达旦，美其名曰守岁。二是专门准备的东西，可以尽兴，比如放鞭炮、燃烟火、写春联、贴窗花。鲁迅说的结账，最是重要，不仅是指财务，更是指把以往的事情做个了结。因此，尽管祭祀是春节的主项，却没被新时代革了命去。当年曾经立法取消旧历春节，改用新历元旦，民间偏不从命，更有人贴出春联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诚哉鲁迅之言，过年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来轻轻了事的。
结账之后，无非重新记账。记账虽不限于财务，但中国人对财最是看重，普遍认为只要发了财，则百事可做，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初五，甚至早在初四晚上，家家俱迎财神老爷，人人皆道恭喜发财。明明商企还没开业，薪水还没开支，股市还没开盘，请教财从何来？原来是把发财从将来时径直挪到了进行时，甚至纳入了完成时，可见发财事大情急，到了何种程度。
所以，所谓新年，年不重要，新才重要。年的位置，正处冬尽春来之际，春乃一年四季轮替之始，因而新年又名新春。不说新桃换了旧符，就拿常言“三十夜的吃，正月里的穿”，吃的是存的，穿的是新的，同样表明了辞旧迎新的意愿。我小时候盼过年，不仅盼新的穿戴，更是坚信，只要除夕一觉醒来，自己从头到脚都会是新的，世界从头到脚也都会是新的。以后，每当我不再认为如此，便有一种酸楚与甜美交织的情感涌来，又想，人生不如意者十九，而如意或许就在新之中。直到现在，每逢过年，我仍会遵当年大人的警告——不吉利的字不说，不好听的话不说，这是为新的东西埋伏笔，为好的未来做准备。想来现下仍十分看重过年的人，也都还存着这个意愿吧。
至于年事越高，越怕过年，实为人之常情，这与年纪越老，越怕生日，是一样的道理。不错，年就是时间，是一个既让人长成又令人衰老，既诱人期待又使人惶悚的怪兽。年纪越老，就越不相信有新的东西，当一个人不但不买新衣，就连发财都不感兴趣时，还有什么能让他转忧为喜的呢。当然，年轻人也会失落，但与老年人的失意绝不相同。老年人的失意发生在过年之前，谓之年关；年轻人的失落则出现在过年之后，谓之年病。长假告罄，狂欢已毕，对学习和工作的畏惧急速上升，但恰是从此时起，那些派对和旅游、饕餮和懒觉，便又开始了慢慢地累积。年轻人总算晓得了累积的道理，孩子们却不懂得期待的必要，有位朋友说，他小时候盼过年，竟一口气把年三十前的日历全撕了，指着除夕的那张，对妈妈说：“嗨，今天过年啦！”
年少盼年老畏年，经爱至忧总牵连。流年岂只催人老，不见儿童绕膝前。
所以，所谓过年，大人不期待，孩子才期待。过年一定要有孩子，有了孩子，年才会真的有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才会真的出现对新的期待，大人也会因为孩子的缘故，暂忘了畏惧与厌倦。莫言说，大人们的年还是要过下去的，为了孩子。风移俗易，现在过年，已很少有人清污除秽，更很少有人拜神祭祖，却有大把的东西和时间给孩子，让孩子笑逐颜开。这是有道理的，孩子是新的，也正是大人的期待。
春节是中国所有家庭的大喜欢、大欢喜。因为在这些团圆的日子里，哪家没有未长大的孩子？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哪家又没有像孩子般的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