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时忙自己的理发手艺活，家里的大小事务都靠母亲操持，我是家中的老大，自小就比别的孩子懂事早一点，跟着大人学做家务，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已经学会挑水做饭、洗衣带弟妹等活儿了。
1959年时，村里还没有厕所，我父亲很有心思，头一个建了间厕所，但这私人厕所很快成了“公厕”，没几天就积满了粪便。我那时读小学五年级，13岁，父亲为了锻炼我，每个周日上午，都要我把厕所的大粪挑去堆积或晒起来，给农作物做肥料。
有一次，邻居兴南叔正好路过，见我挑着满满一担粪水，便感到吃惊，对着不远处正在给乡亲理发的我父亲大声叫道，“佳叔，你家阿意瘦筋筋的，叫他做这么重活，不怕整伤他呀？”
那边，我的父亲侧过脸笑了笑，满不在乎地回答道：“没事的，做惯就行了，我不想他这么娇气，锤打锤打才好。”
兴南叔仍然用怀疑的眼光瞧瞧我父亲，又用几分钦赏的眼光扫了我一下，连连点头：“噢，有其父必有其子。”
凭着勤学习和勤干活的好习惯，我成了村里那年唯一考上安铺中学的学生。一到周末，我还是回来照常帮着家里干农活，做杂务，下午才带上妈妈准备的寄宿一周的粮菜，步行20多里路，返回学校上课，这样一直坚持到读完中学。
初二第一个学期，11月初，有个周六下午，天气突然转冷。我从学校回到家，一进门，便见父亲半躺在木板床上，一副神情疲乏、呼吸不畅的样子。我知道，一定是父亲的哮喘病老顽疾又发作了。我赶紧上前，问候过父亲，父亲无力地点了点头，好一会呼吸平顺点后才说：“已经三天了，刚才温医生来打过一针，现在好多了。”
父亲从小就患有支气管哮喘病，此病总是反复发作，无法根治，每一两个月发病一次，特别是冬天，发作就更加频繁，看了很多医生，服了多年药，也没能治好。若是病情加重时，会上气不接下气，呼吸紧迫，口唇发绀，需要请医生注射一种氨茶硷针或肾上腺皮质激素针，有时还要肌注西林抗菌素才能控制症状。
从我儿时开始，就目睹着父亲的疾苦和艰辛，病在父亲的身上，痛在我的心上，记在我的脑中。有那么一天，我便生出个念头：日后我要做医生，为父亲治好病，为更多人治好病，做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做个有益大众的人。时至今日，我真的实现了一个做医生的愿望，我想其实就与小时的立志分不开。
晚上七点多钟，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爸这次病花光了钱，这星期生活费，你自己来挣，好吗？”
看着父亲憔悴的脸容和一副歉意的眼神，我鼻腔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强忍住连忙答应父亲：“好，爸你放心，我做得来的。”
我知道父亲说的由我来挣生活费指的是什么。
那时农村是生产队体制，农民经济收入全部来自集体分配，家庭生活来源仅靠集体分配的一点谷物，家中有点余粮的，可拿到市场上兑现一点现钱来作日常开支，但分配的粮食本来就不充裕，能拿出去换钱的人家很少。
我们那儿是九洲江围田水乡，种的是水稻，煮饭用的是稻秆，烧过的稻秆留下草木灰，可以作肥料用，受山区人欢迎，镇上就一直设有这样的“粪行”买卖市场，村人平时常有交易。那是把稻草灰装满箩筐，尽量要高出筐面上一些，象个大面包盖着一样，然后，还得在顶面浇上一层薄薄的尿液，以防止风吹走，一般一担稻草灰50来斤，卖七角钱，市价好时，能卖到九角或一元左右。
父亲这次让我自己解决生活费，指的就是这个。他了解我的脾性，相信我肯做，所以他才这么要求我。而当时我确实也没多想，为了让父亲放心，我一口就答应下来。
一般情况下，村里那些体壮的成年人，每次可挑两担（叠筐）的稻草灰，我当时身体偏瘦，体质不算很好，家里只让我装一担。从本村到安铺镇约20里路程，途中要乘坐横渡九洲江的渡船，上下船时若不小心，或力气不够，常常会连人带粪掉进河里。所以一般人家，都不大放心让自家的孩子去做这件事。
那天早上五点，天还未亮，我捎上书包，挑起母亲夜里已准备好的两大筐稻草灰，跟随着六七个村人，就起程了。
刚走出村头不久，突然，听到前面的人低声对我说：“阿意，你看，你爸比我们还早！”
我连忙抬头朝前望去，只见不远处的迷蒙中，果然行走着那个我熟悉的身影，父亲手提着与他日夜相伴的理发工具箱，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就快要进入欧家围村了。看得出，父亲的步履很疲乏，在寒风中微微晃动着，这还是在病中的单薄背影，父亲是要带病出门，他是担怕我生活费没着落，对我放心不下啊！看到这里，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早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安铺镇粪行市场。摆下担子一会儿，稻草灰就卖出去了，得到八角钱，这星期的生活费也就有着落了。我赶忙把空箩筐托村民挑回村，便抓起书包匆匆往学校赶，待到教室一坐下，上课铃声正好响起。
这是我最高兴和最自豪的一天，也是我半生记忆最深刻的一天，因为我靠自己的劳动，分担了父母亲的操劳，也为自己的学习生活补足了费用，同时也尝到了第一次挣钱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