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翻开张爱玲女士的《半生缘》是在高二的一个晚上，记得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凌晨两点半，终于翻完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页。除了一口气读完后的酣畅淋漓，我还感受到了深入肺腑的苍凉与悲哀：为什么曼桢与世钧明明两情相悦，最后却无法互相成全？为什么曼桢明明具备了一切美好的品质，却反复被祝鸿才欺凌侮辱，难道“人善被人欺”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吗？
后来，我又马不停蹄地观看了电视剧版的《半生缘》，跳过前面所有的情节，我直接将进度条拉到了俩人相隔十四年重逢的片段。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版的《半生缘》对受众的冲击更加直接，悲情的配乐，房间中紧紧相拥的恋人，再加上演员的表现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但这种情感的延续并不长久，经历了悲伤情绪的迸发之后，我又很快恢复了平静，仿佛这一片段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文学的表达更含蓄，但相比于电影艺术，文学将更大的想象空间交给了受众，让读者不受拘束地想象男女主人公此时的复杂情感，这也是受众对作品的二次创造。除此之外，电影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人物形象的固化，在观看电影后，观众会不自主地将演员的脸带入到人物角色中去，这样留给受众自由发挥的空间就大大缩小了。文学与电影相比，读者的参与感会更丰富，在欣赏到同一情节时，读者可以任思绪天马行空，尽情想象，男女主的形象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重逢时的情感可以是悲哀辛酸，也可以是喜悦兴奋。电影虽然更具表现力，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拘束了受众的想象，我们接受到的只是导演对这一情节的创造，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
我始终坚信，文学是人学，真正可以打动我们的，是人性的真实流露与人情的自然表达。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向我们展现了真实而脆弱的痴爱与怨情、失去与错付、人性与人情，这些都与读者建立了一种崭新的联系，使读者的情感随着人物命运的跌宕而起伏。
除此之外，真正触动我的还有其中的人物设置。在《半生缘》中，没有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从曼璐到曼桢，从世钧到鸿才，没有一个人物是绝对完美的，或者是绝对不完美的。人物命运的悲剧，不单单是由一个人导致的，而是在多数人的消极选择与胡作非为下走向逼仄的角落。从这个角度看，他好像做错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做错了什么呢？亲手把自己的妹妹送入虎口的姐姐曼璐，她的庸俗、谄媚与恶毒确实令读者感到厌恶，但在濒死之时，曼璐对曼桢的深刻忏悔让读者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卑微，痛苦，爱而不得。她的一切行径都算得上是生活所迫，机关算尽之后，生活同样在她的身上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疤。没有非黑即白，没有绝对的对错，这些人物就像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一般，在与读者的共鸣中，也打动着读者的心。
张爱玲是一位个人风格非常强的作家，她笔下的所有故事，好像都发生在同一城市的同一个巷子里。她笔下每一个人物都笼罩在阴郁而悲凉的气质中，每一个故事都闪烁着昏黄而黯淡的光。张爱玲之所以能够用如此细腻的笔触将半生缘的故事创作出来，这必然与她的自身经历脱离不了关系。相逢的喜悦，离别的悲痛，错过的惋惜，曼桢所经历的一切，说不定张爱玲也曾经历过。曼桢对世钧纯真又复杂的情感，说不定也是张爱玲对胡兰成情感的倒影。没有空穴来风的灵感与毫无根基的情感，在阅读曼桢时，张爱玲的形象同样跃然纸上。我一直觉得，张爱玲的个人特色十分鲜明，她常常写上海，写南京，写香港，写阴雨绵绵的天气，写古色古香、又阴郁昏暗的人与事，这与她早年在沪港的徘徊，在英国的留学生涯都脱不了关系。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加以创造，让受众在感受故事的同时感受作者本人，或许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