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住在省垣一家高校的家属院里，父亲是后勤工人，母亲在校办印刷厂打临工，我们家是平房，毗邻教师们住的楼房。
记忆里，母亲除了照顾好我们姐弟三人的生活起居之外，就是督促我们的学习，她的催促和唠叨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即便是运动会、儿童节这些理所当然放松的日子也不例外，甚至你还在生病卧床，她也会看着你将药片吞下后，就将书本丢在你的被子上：“看会儿书。”
母亲不识字，她将自己一生的辛劳也归结为“不识字”，因而一心想让我们成为有知识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住进旁边那样的楼房里，过上比我好的日子。”这是三十多年前母亲的心愿。
后来，父亲调到青海铝，母亲进了厂办大集体工厂，先后在编织厂、土建队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悄无声息地消耗着母亲年轻的岁月，但是工资却很少。随着姐弟三人相继上初中、高中，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办了停薪留职，在厂前的街边支起了小吃摊，专门卖一种叫酿皮的青海特色小吃。
由此，母亲开始了长达五年起早贪黑的日子，寒来暑往，在烈日下，在风雪中，守着露天的小吃摊，弓着身体用一张张毛票筑起姐弟三人通往知识殿堂的阶梯。
每天凌晨4点，大地还陷在夜的黑暗中，我们家厨房的灯已经亮了，伴着吹风机呼呼的声响。母亲要赶在十点之前做好近200张酿皮，还要算着时间给我们姐弟做好早饭，她忙碌的脚底生风，像一支陀螺一样，每次将热乎乎地早饭端上桌的时候，母亲的额间和鼻头总有细密的汗珠，她抬起胳膊一抹，袖套便濡湿一片。
有一次下午放学，我坐车返家，车窗外雨夹雪下的一阵紧过一阵，公交车的雨刷器伸长了双臂快速摆动，可前方的路依然被雨雪笼罩的影影绰绰。我焦急万分，担心母亲还没有收摊儿回家。果然，在车子经过母亲小吃摊儿的时候，我看见她正在收那柄大大的太阳伞，伞被大风吹的翻过去，伞骨一根根支楞着。
下了车，我朝母亲飞奔过去，远远看见她已经将伞翻过来，风雪裹挟着张开的伞，娇小的母亲像拔河一样死死地将伞柄夹在腋下，双手摁压开关试图将它合拢，吹落的头巾系在母亲的脖子上，帮着伞将母亲的身体拉成了一张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