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和艰辛是记忆岁月的最强符号。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如期而至，看到孩子们兴奋而迷茫的面庞和家长们焦灼而期待的眼神，不禁闪现出37多年前我参加中、高考的那一幕幕。
上世纪70年代，在大字报、大批斗的热火朝天中，我开心却无知的念到了七年级，当时就是初中毕业。
那时候，我们只有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的学程，遵照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我马上就初中毕业了，可以实现我的“远大理想”了。
小时候，我有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念完书当一个“记分员”——生产队里给社员们考勤记工分的人，——因为我特别羡慕邻家那个记分员大哥：其一，当了记分员可“以权谋私”，给自己的工分注水;其二，可以自己想办法挑一些轻松活儿，记分员也算得上生产队里的“文职干部”了，条件就是必须识字识数，我暗自下决心，要比他多识字，多识数，那样我就可以“毛六(6)子顶天(k)”当个记分员了。现在想起来，我都为当年的“远大理想”汗颜不已，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什么叫“鼠目寸光”了。
1978年7月，如同烦躁的夏日骄阳，我们正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着。
一天下午，突然，班主任甘老师耷拉着破旧的帽檐(本山帽)，急匆匆走到教室说：“同学们，公社派人到我们学校招高中学生来了，要考试，大家重视点，考上就可以高中了。”
我们之前上高中，都是按家庭成分的根红苗正和个人表现的优良中差评选的，从来没有考过试，一时间，同学们你望我，我望你，大眼瞪小眼，豆眼瞪斜眼——全傻了眼。
不一会儿，一个穿戴更寒碜、更贫农的人进来了：“我是公社派来的，是给你们出考高中试题的老师。”同学们哗一下就像开了锅“怎么要考试呀?”“考什么呢?”“怎么不推荐了呢?”“我们家可是贫下中农呀!”“这个人不就是我们村陈家刻章子的吗?”“这样考了算数吗?”，七嘴八舌像蜜蜂窝里捅了一竿子。不待大家议论消停，陈老师已经在黑板上写好了两道数学题，一道是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另一道是“一个数的平方是25，求这个数是多少?”。一共两个题，每题50分。一会功夫，在同学们的吵闹声中收“卷”了，大家就把五颜六色、大小不等的半页的、毛边的、二指纸条“卷子”交给陈老师后，又一窝蜂涌出教室去“开火”了，早把“中考”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7月底的一天，老天像一岁小孩，淅淅沥沥有流不尽的哈喇子。庄子上有人告诉我，公社中学出榜了，你被高中录取了。
我半信半疑迷惑不解地约了个伴，骑着破自行车往公社学校赶，到学校一看，果真我榜上有名，我以全公社第七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滑稽而不可思议——这就是我的中考。
而后的两年，我用家里那辆破自行车风雨无阻地丈量着在十多里外的公社中学与家距离;用母亲6到7个“倒班锅锅”做的饼子和中午20多人一盆只放咸盐和醋的开水面条充饥;20多个人挤在破教室改的宿舍土炕上;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每晚陪伴我们到12点以后;天不亮起来在学校门前的庄稼地埂上背功课;十多个跟庄户人家没有两样却十分敬业的老师们苦苦教着我们。很快我们高中毕业了，要去参加高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