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日，正上高三的女儿问我要钱逛街，说是与同学相约去吃什么“多美味”套餐。我大方地拿出5元钱递到她手中，只听一向顽皮的女儿大声说：才5块!有没有搞错?我问多少，女儿答，光一份小的就是18元，我还要请同学的客呢!说好说歹，父女俩终以40元“成交”，就在女儿欢笑着与我“拜拜”下楼之际，望着小女幸福的背影，已近天命之年的我，忽然间闪过一丝莫明的感慨，童年的种种印象，历历跃然眼前……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1977年年初的天，当我小声哼着老师刚教唱的“胶城山来胶城的水，胶城出了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他领导着我们打天下……”放学回家时，我一眼便发现平素就也十分拥挤的屋里多了个十七八岁的城里“大哥”，他干净的“白边”布鞋和一身洗得泛白的军装令我羡慕不已。嚷着早就饿了的我窜入厨房，见母亲正在蒸着平素只到过年才有的那种以玉米面为主、掺入少许大米的“两兼饭”，是城里亲戚?我从未见过，是公社的干部，怎么不穿“四个兜”?让着实让少不谙世一向活泼的我反而显得拘谨起来。吃晚饭时，一家十来口人围着小饭桌很是热闹，因我是男丁，加之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所以我便被以“大人”的资格准许入座，当然两个弟弟和小表妹就不能享受这待遇了，席间，母亲一个劲地往这个城里“大哥”碗里拈那盘放了些许猪油的莲花白菜，却又几次用手拍打我正准备夹菜的筷子，我虽感委屈，但想，此人肯定是个什么“人物”了，直到父亲对我们讲，我才似懂非懂地明白了原来这个城里“大哥”姓钱，18岁，去年刚刚中学毕业，属于县城的知识青年，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长，所以这位钱姓“知青”便被安排到了我家吃饭，夜晚睡觉则是到生产队的保管室去，当天的“接风”费用是可以从生产队“报销”的，难怪那天要吃“两兼饭”和猪油炒莲花白。
由于爷爷奶奶年迈体弱，兄弟四人我排老二，两个表妹常住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在那个以劳动工分多少分配粮食的年代，我家属典型的超支户，虽然当时的知青是带了粮食补贴的，但既然是在一个锅里舀饭吃，我们一家倒多少沾了点钱哥的光，当时还因此遭到了一些社员的抗议，以至有人开会时提出“知青”轮流吃，但最终还是按照大队的意见固定在了我家。钱哥对我们特好，每次请假回家，都会带回一些我们没吃过的“花生粘”、“灰面糖”等好吃的东西，每当如此，我们兄弟都会引来同龄伙伴的羡慕眼神。记得有一次，钱哥从县城父母那里回到我家，晚饭过后，钱哥单独把我叫到外面，悄悄对我讲，我给你五毛钱，不上学的时候自己去县城百货公司二楼买一个印有“乘法口诀表”的铁文具盒。天啦，五毛钱!要知在当时我像父亲那样的壮劳力，每天的工分到年底也吸能置换两毛八分钱。我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我即将拥有一个全班只有大队支书家儿子才有的铁文具盒，害怕的是父母知道后的坚决反对，接过生平第一次可以由自己支配的“巨额”钞票，我的手心满是汗水，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与最好的伙伴卫东一起步行到县城百货公司的二楼，通过反复思考后，最终以两毛四分钱的“高价”买下了我学生时代的第一件高档文具，也生平第一次与自己最好的伙伴用一毛钱购票两张，观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电视节目。最后，在我与儿时的伙伴每人又用五分钱买了一个葱油烧饼之后，我一做二不休地将还剩下的六分钱全部买成了三支铅笔，疯狂地将钱哥给我的五毛“大钞”彻底花了个精光，很晚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中，父母还以为我走失了，尽管时年我已10岁且家住城郊农村，在没有大人的带着，一个人上县城还是为数不多的，所以还是少不了挨一番家人的数落，但我依然兴奋，且这种兴奋的感觉一直到半年后钱哥离开我们回城参加工作。
起初几年，已在城县参加正式工作的钱哥有空还到我家来过几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钱哥也因工作关系举家外迁，听父母讲，他们是当时中央直管的单位，桐梓人都只知道他所在的上班的地方叫“六五一”，别的就无从说起了。如今，当年的我已由一名农村少年成长为了国家公务人员，在永远想念那个给了我童年时代莫大兴奋的“知青”钱哥之际，每月固定的工资和三居室的商品住房，虽不富足但温饱有余，同为青年时代，从我当初五毛钱的兴奋到如今女儿一次诳街轻松的40元，这不只是单用一个感慨就能表述的，这简直是30年前的父辈们连想都不敢想象的历史巨变。
【作者简介】： 张泽培，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人，1987年10月参军，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岗巴县边防独立二营塔克逊二连服役。毕业于原昆明陆军学院合成指挥专业，1992年至2003年在西藏军区原来摩托化步后第五十四团服役，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现供职于贵州省桐梓县公安局。桐梓县文联写作协会理事，作品散见《解放军报》、《军嫂》和“人民网贵州频道”、公安部“警营文化”、“好警信息网”、《贵州日报》、《遵义日报》、《娄山关文艺》“雪域老兵吧”等，作品入选贵州公安机关编辑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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