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短暂的平静期,经济迅速恢复和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多极力量并存的国际新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帝国主义国家经过一战的洗礼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体系仅存在了20多年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破，并随之而解体。虽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史学界争论较少的问题之一，但由于其对世界历史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深远，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因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我国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点之一，本文试图将国内史学界基于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与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从1919年1月到1922年2月间分别在凡尔赛和华盛顿等地签订了一系列瓜分世界的条约。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是以这一系列条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体系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的背景 关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的背景，几乎所有学者都是从一战前后帝国主义列强实力的变迁出发来分析的。王榜等人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英、法、意、日这五个战胜国各自不同的掠夺和争霸计划妥协的产物。“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列强坚持‘强权即公理’，他们凭借实力和特权，共同对战败国及弱小国家进行掠夺；另一方面，主要战胜国又为各自的掠夺和争霸计划，尽力削弱对手。他们之间勾心斗角，激烈争斗。”［1］同样，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也是战后英、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角逐的结果。 徐蓝认为，“根据19世纪的经验，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缔结和约的办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一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突，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并且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一些共识”，而这些共识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的基础。［2］ 然而，对于这个毫无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却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提出了新意。于延民从国际战略演变的角度出发，认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是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国际关系的根本特点，是一系列国际冲突，乃至每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促成凡尔赛—华盛顿战略格局的直接因素。［3］ 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实质 王榜等人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战胜国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所划定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是美、英、法、意、日等列强为建立各自的霸权而进行分赃的产物，它是战胜国列强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在斗争和妥协中建立，又将在矛盾中削弱、崩溃，而华盛顿体系只是凡尔赛体系的继续和发展。“凡尔赛体系是在承认英法占优势的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关系；而华盛顿体系则是在有利于美国的基础上，调整了诸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4］ 陈从阳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政治和争霸战争的产物，是协约国分赃的产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帝国主义国际和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具有浓烈的大国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的色彩。它对战败国进行骇人听闻的掠夺和奴役；它给殖民地人民套上了新枷锁；它把矛头直接对准苏维埃俄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5］ 总之，各位学者都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实质是一战后战胜国处理战败国及其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产物，是各战胜国争霸计划妥协的产物。［6］ 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王榜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完成了战后列强之间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资本主义列强继续剥削和压迫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因此，资本主义大国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依然存在。该体系不但没有消除列强间的矛盾，反而因分赃不均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复杂，从而注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必然崩溃的命运。”［7］ 陈从阳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一战后形成的极不稳定的基本力量平衡的基础上，恶化为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矛盾、战胜国与苏俄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解决，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激化，并最终化为不可阻挡的力量爆发出来。因此，他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8］ 徐蓝也认为，“战争的罪责问题、赔款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遗留问题对战后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罪责问题上，一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挑起的，罪责本应该由两方共同承担。但战胜国最终却把罪责归之于战败国，这必然引起战败国的强烈不满。如德国就从未真正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在赔款问题上，德国虽然被迫接受赔款要求，但却抱着“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赔款。1923年由于赔款问题而导致的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战后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使欧洲几乎到达了战争的边缘。至于欧洲安全问题，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的保障而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的洛迦诺公约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9］ 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给后人的启示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仅是一个国际体系，但从这个国际体系中可以折射出更多的历史意义。每一次战争结束后，基本上都会签订一些条约，这些条约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反映了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是如此，其所带来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于延民认为，凡尔赛—华盛顿战略格局的演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一演变过程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一、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呈现出动态的、渐进的运动过程和周期性变化规律；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既是战争的根源，也是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力量，一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产物；三、围绕经济利益的争夺是战略格局演变的内在因素，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参与国际政治的首要条件。由于英、法、美等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同盟国集团，因此后者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四、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注入活力；五、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结果。美国就是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通过一战而跌身于欧洲事务。［10］ 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比较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前后的两个国际战略体系。前者维持了20多年的世界和平，后者则维持了40多年。两者都是战争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比较中更深刻地了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下是史学界关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比较的一些成果。 1、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创立过程的不同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在一战后仓促建立的，是战胜国急于处置战败国、分享胜利果实的结果。“凡尔赛体系的确立实际上是从战后的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开始的，甚至其主体部分——《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盟约》连同《圣日耳曼条约》、《纳伊条约》，都是在巴黎委员会这一次会议上完成的。所以，实际创建凡尔赛体系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919年1月至1920年8月。”这么短的时间签订了如此多的媾和条约，其“速度之快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条约制订者们根本无法就条约的具体内容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研究，甚至当德国人已经应召来到凡尔赛时，“条约仍然很不完备，德国人仍然在等待”。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则截然不同，它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还在战争进行之时的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就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上的一次会晤中拟定了《大西洋宪章》，从而拉开了创建国际新秩序的序幕。此后，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讨论，到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达成了战后对战败国的最后一个和约，雅尔塔体系才最终建立。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从《大西洋宪章》到《旧金山和约》，历时整整10年。［11］ 2．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形成的战略格局的不同 传统的世界格局是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由欧洲列强主宰国际事务。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仍然是一个以欧洲大国为中心的格局。美、日的崛起和扩张实质上是欧洲格局的扩大和延伸。而雅尔塔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世界近代史上以欧洲为世界格局核心的地位一去不复返。随着美苏崛起，两极力量为国际结构中心，大西洋时代逐渐过渡到太平洋时代。［12］ 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性质不同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在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上，由资本主义国家扮演主角。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列强强权政治、秘密外交的产物，具有十足的反动性质。雅尔塔体系虽带有大国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等旧的痕迹，但在该体系中包含美苏不同的社会制度，它在处理战败国、策划战后国际和平秩序方面，贯彻了民主与和平的原则。［13］ 4．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对战败国处置的不同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失败的。《凡尔赛和约》签订时，战胜国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不再发生战争。事实上，它们更多的是为了复仇。法国为了报普法战争之仇，使尽浑身解数打击德国，力图使这个国家最大限度地遭到削弱。它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坚持国联是一个遏制德国的体制。《华盛顿和约》也限制了日本人的野心，使之极为不满。这些条约是为了保证主要战胜国的利益，必然会引起利益受损国的不满。“为复仇而确立的凡尔赛和平体系又准备了一个新的复仇主义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