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下列生活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商业化的影响社会生活是构成社会层面的基本成份，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1]，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狭义层面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孤立地产生、发展和发生作用的，它们与社会客观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或者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具体到宋代而言，政府的政策、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结构等等方面固然会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即商品经济发达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基础，才使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商业化的变化趋势。本文以下即从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三方面来探讨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情况。（一）社会价值观念的衍变宋代社会是一个变迁的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属于观念形态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论题，它是人们以自身需要为尺度来评价对象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意义的根本观点，当它所根源的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内容。关于宋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情况，本文将作如下阐述。第一，婚姻观的变化。婚姻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对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它是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从婚姻史的角度来看，宋代是我国婚姻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其表现在于一方面改变了从前的“婚姻必由于谱系”[2]的现象，打破了门阀制度对婚姻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影响之下出现了以财论婚的独特现象。尽人皆知，两晋南北朝的婚姻是极其讲究门当户对、士庶不婚的，此风绵延一直到唐代，但“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3]，随着门阀制度的衰弱，与之匹配的婚姻观也逐渐淡薄、瓦解，“士庶婚姻 成风俗”[4]。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身份、等级上的门当户对已不为人所遵守，很多官僚，甚至宗室贵族在择婿嫁女时往往不太看重门第，“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5]，与寒族联姻的现象比较普遍，整个宗室的联姻状况毫无特殊性可言，这样的现象在宋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在宋代却成为大多数人皆能接受的现实，婚姻观的转变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开始突破传统等级制度对婚姻关系的约束，在他们的观念中，旧的门当户对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婚姻标准，即不问士庶，以进士或富有者为婚。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国家的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6]，这势必影响到人们的择偶标准。科举制兴于隋代，发展到宋代更加完备发达。宋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人分裂割据，重文臣轻武吏，使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渠道，士人不论门第高低，一旦及第，即授以官职，进入政府官僚阶层，并可享受多种特权。而与中举士人联姻，就意味着也拥有了这些荣耀和特权，所以时人择偶以进士为最佳选择，出现“榜下择婿”、“榜下捉婿”的现象。“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7]，甚至富商巨贾也加入到挑选进士做女婿的行列，“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8]。实际上，很多新科进士出身寒门，门第无足称道，且生活贫困，但由于他们未来前程远大，所以成为达官和富室择婿的对象，这是对传统门阀等级制度的沉重打击，也是人们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婚姻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选择科举士人为婚固然是宋代社会婚姻观变化的表现之一，但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还是以财论亲婚姻观的盛行，所谓“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也就是在男婚女嫁之时不顾门第、等级的差别，而以对方家庭是否富有作为标准，甚至还专门选择有钱的富户联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着相应的社会背景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大小城市中都是店铺林立，热闹非凡，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处经营，商品种类齐全，而商人的富有则为世人所羡。如“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0]，以至于宋人感叹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门市，此言末业贫者资也”[11],商人的经济地位不可谓不高。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产买卖的盛行，又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演变为一种明显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渗透到婚姻观念中，就是嫁娶论财。因此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削弱和门第观念的淡薄，以及经济观念的加强，婚姻论财也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并很快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官僚士大夫阶层应该是传统等级制度的积极维护者，但在宋代他们不仅身体力行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与商贾联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士商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差异而造成的情感隔阂。“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12]，进士及第还未做官，就已违背传统礼仪，选择富有者为婚，实际上也就是与有钱的商人联姻。甚至还有进士卖婚的现象，进士奇货可居，“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13]，以进士的身价得钱而婚，他们一般出身贫寒，一朝中举，既可做官，又可娶妻，还可得钱财，一举几得，很快就形成一股风气，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实是商品交换在婚姻方面的一种反映。官僚阶层的婚姻状况也是如此。据《宋史》记载，吏部侍郎孙祖德“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规其有财”[14]，作为政府官员的孙祖德明显是为了财产而娶妻。同样，神宗元丰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15]。另外，哲宗时，由于“常州江阴县有孀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以至于知秀州王蘧“利高赀，屈身为赘婿”[16]。更有甚者，真宗年间，同为朝廷命官的向敏中和张齐贤，居然为娶一有钱的妇人发生争执[17]。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钱财，政府官员不顾身份地位，不顾礼仪道德，争娶孀妇，私下同居，甚至甘愿屈身为赘婿，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商品经济影响的结果。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作为政府官员，俸禄已不能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因此与富人联姻是获取钱财、满足物质欲望的最快捷的方法，在利益的诱惑下，传统的道德礼仪也是可以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