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政治机构，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机构，它以各种方式完全控制着雅典的行政和司法，一切重大问题都只能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最终决议。在形式上，它是唯一囊括了所有雅典公民的政治机构。在实践上，它给予雅典公民最好的民主政治训练。然而，元老院权力的逐渐丧失，集体决策的盲目性，公民大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并易于为别有用心的人操纵，成为实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从而成为雅典民主政治走向混乱的重要原因。“民主制本身就是一种通过讨论来实现的政体形式。它是‘借助语言’的政制；所有事情都放到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中寻求解决。”[1]本文之所以选择雅典公民大会作为研究民主制的视角，原因有二：一是雅典是当时希腊民主制的典范，“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2]二是雅典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集体讨论城邦政治的场所，是对一切重要问题进行最终决议的政治机构。在本文中，笔者将分三部分对雅典的公民大会进行讨论：在第一部分里，笔者将简要阐述三次改革对公民大会设置所作变化及公民大会与其他政治机构的关系；在第二部分里，笔者将对公民大会与民主制的关系进行探讨；在第三部分里，笔者将简要分析公民大会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民主政治的混乱。一、 雅典政制中的公民大会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贵族和平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为了缓和矛盾，稳定政局，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改革。梭伦、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的三次改革一步步瓦解了氏族制度，客观上削弱了贵族势力，促成了平民力量的壮大，使得雅典的民主制得以最终确立和完善。在梭伦时期，公民大会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当时雅典是由任期一年的执政官统治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执政官，但必须在贵族家庭中选举。贵族后裔的统治地位不但是靠他们的财产，而且是靠他们的政治特权。最高职位和政治领导权的获得，是靠世袭的贵族特权。这时候的议事会，和罗马的元老院相似。梭伦的新宪法规定，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即使是最贫穷的“忒提斯”[3]，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选出所有的官员。虽然改革后仍然只有上层的公民才有可能被选任国家的职务，但公民大会由于囊括了所有的成年公民，并且选举所有的官员，已经变得足够重要，需要推选一个“四百人议事会”来为它作事务性的准备工作。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最高司法机关。雅典之前选举执政官，是把城邦划分为“部落”或家族集团，导致的结果是任何集团的公认领导人必定当选。选出来的官员必然会以本集团的利益为最高追求，这对城邦的安全和利益都不利。梭伦的改革并没有触及这点，这个任务是由克利斯提尼完成的。他创造了十个地区性的部落来取代原来的氏族部落，并且通过缜密精致的设计改变了执政官的效忠对象：从对家庭和部落效忠改变为对城邦效忠。另外，克利斯提尼还把许多外邦人和解放农奴也列入公民范围内，壮大了公民大会的组成力量。议事会也由原来的“四百人议事会”改变为“五百人议事会”，并且每个公民都可能通过抽签成为议事会成员。克利斯提尼的新宪法，极大的消弱了元老会的权力，公民大会成为唯一与最终的立法机构，执政官对它负责，或者对它的陪审团负责。亚理士多德说：“自从克利斯提尼之后，雅典国家便成为比以前，譬如梭伦时代，显然更民主的国家了。”[4]伯里克利当权的时代被成为雅典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元老院权力基本被剥夺完毕，监察权转移到了公民大会上，其它权力转交给议事会、陪审法院等机关，元老院仅保留审判凶杀防火案和监督宗教议事的权力，这使得元老院在雅典的政治体系不能再发挥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也使民主的决策程序简单化，平民的权力不受限制[5]。委任和监督官吏的权力转到公民大会上，曾经权倾一时的执政官丧失了重要性；抽签选举执政官又使得政治民主化向前进了一大步。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成为定期举行的最高政治机关，大会解决一切重大事件、战争与媾和的问题、城邦粮食供应问题等。雅典公民满二十岁，不分财产或任何别种资格，再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经过这三次改革，公民大会集最高权力机关、最高政治机关于一身，并以特定方式控制着司法。它的500人议事会，不是选举而是抽签形成，议事会选举存在的纯粹偶然性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团体反过来控制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在雅典政制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里，笔者将进一步探讨公民大会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二、 公民大会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有些人否认雅典存在民主政治，理由是政治权利只属于公民集团，而这些人只占居民的少数，妇女、外邦定居者、奴隶都对政治事务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把民主国家定义为全体公民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那雅典毫无疑问是最民主的国家。笔者认为，公民大会最能说明雅典的民主性质。在形式上，它覆盖了城邦的全体公民。虽然议事会和陪审法院也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但毕竟里面有了一层代表的意味，并非真正各抒己见。在实践上，它是民主政治最好的培训学校。伯里克利说，雅典人不需要象斯巴达人一样训练就掌握了技能，并且在当时有观点认为雅典人天生都具有政治技能，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雅典人把讨论政治、参与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亚理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所以名为民主制度，因为它不是顾全少数人的利益，而是顾全多数人的利益。”[6]公民大会在雅典政制中的所处的地位及其职能，成为这句话的有力证明。公民深深的溶入城邦生活，决定城邦事务的同时也是在决定自身的事务。笔者在这部分想重点探讨的是公民大会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城邦民主政治混乱的诱因之一。前文在阐述元老院权力向公民大会转移时提到丛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元老院权力的被架空，使得平民权力不受制约，民主决策程序过于简单，成为导致民主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将从公民大会的角度进行探讨。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各抒己见的场合，决定的都是关系重大的事务。公民大会的出错，将导致无可挽回的结果。然而，这种集体决策，并且是大范围内的集体决策，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公民大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超出其成员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上所做的决策。”[7]雅典公民注重讨论和交流，在公民大会之外，体育场、市场等各个地方都是他们讨论的场所。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事务，他们能在讨论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但对于他们都不了解的事务而言，再充分的讨论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判断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臆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期，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入侵西西里，尽管多数公民并不知道西西里的情况，公民大会还是作出了入侵西西里的灾难性的决定。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民主决策程序的简单、缺乏制约造成的民主政治的混乱。出于对僭主的防范，克利斯提尼创立了“陶片放逐法”，即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方式放逐有可能建立僭主统治的人。雅典的民主制不需要特别优秀特别能干的人，这种人被认为是可能危害公民自由的人。但雅典政治依然免不了受个人所左右。伯里克利就是典型的例证。庆幸的是，伯里克利集智慧、勇气与一身，并且有着对城邦的深深的爱。但幸运之神并不总是垂青一个民族。当公民大会被一个没有那么多优秀品质的人控制的时候，公民大会就会成为城邦政治的最大威胁，如前所说，公民大会决定的都是关于城邦的重要事务。暴动的累斯博斯人被镇压后，雅典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来决定处置方案，而当时的公民大会不巧被一个名叫克里昂的人控制，“但他是一个心灵鄙俗的粗9”[8]，于是公民大会做出了与雅典人整体精神气质并不相符的决定：处死所有累斯博斯的男子，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这说明缺乏制约的公民大会对于雅典政治的威胁是多么大。三、 余论对雅典的公民大会作了梳理于讨论后，笔者认为给予我们如下启示：一方面，我们要对雅典政制予以真诚的赞许。特别是公民大会，它第一次如此彻底的实现了民主，实现了公民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如何对大众的盲动性做出制约？我们已经看到，单纯期盼优秀人物来给大众盲动踩刹车是不现实的。最重要的还是做好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