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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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文化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⑴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⑵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⑶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⑷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2]文化文学与科学成就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南北朝文学——作品选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2][4]三教互相渗透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1][5]南北朝时代思想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1]编辑本段服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6-7]男服服饰礼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礼服祭服，仍只有一种，与汉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异。平冕服：各级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纹，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 北周冕服：北周武帝汉化政策相成功，大力推行中国古代的周礼之制，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据周礼而定。委貌冠服：为公卿行卿射礼之礼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缘为领袖。朝服：同于汉代，天子与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来区别，亦都有五色朝服，不过汉代平时常朝以皂朝服、绛服为多，而魏晋南北朝则以绛朝服为主。通天冠服：魏晋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礼服。着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远游冠服：为皇太子及诸王所服，着朱衣，绛纱袍，皂缘白纱中衣，白曲领。百官冠服：以绛纱为主。但陈制较复杂，百官位高者以朱衣为朝服，位卑者，则以皂衣为朝服，皂白纱缘中单。品色衣：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馈绣，名曰品色衣。常衣：主要是裤褶服，用途非常广，可以做朝服、军服、便服、从贵族到庶民均用到它。[6-7]女服服饰皇后谒庙服：是女性官服中，最隆重的礼服，也是皇后的嫁服。入庙佐祭服：为妃、嫔、命妇之祭服。在晋及南朝宋、陈均为皂上皂下。亲蚕服：为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均为青上缥下。助蚕服：为妃、嫔、命妇助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在晋及南朝陈为缥上缥下。南朝宋为青上青下。朝服：以上三朝均以为女性之朝服。比周礼服：女性官服与男性官服同样，非常复杂，用色亦多，与前述朝代大不相同。[6-7]编辑本段园林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h影响。他的六法其一是“气韵生动”，“气韵”是一幅画的总的艺术效果和它的艺术感染力。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一幅绘画作品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其三是“应物象形”，即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形象、颜色等。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中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中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与中国园林艺术中的建筑、绿化、山水等色彩处理上的清淡雅致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自然中的景色入画，画的色彩是不变的，而园林艺术的色彩却可以随着一年四季，或一天内早中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园林与绘画的不同特点，也是绘画达不到的。其五是“经营位置”，即考虑整个结构和布局，使结构恰当，主次分明，远近得体，变化中求得统一。中国历代绘画理论中谈的构图规律，疏密、参羡、藏露、虚实、呼应、简繁、明暗、曲直、层次以及宾主关系等，既是画论，更是造园的理论根据。如画家画远山则无脚，远树无根，远舟见帆而不见船身，这种简繁的方法，既是画理，也是造园之理。园林中的每个景点，犹如一幅连续而不同的画面深远而有层次，“常倚曲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这都是藏露、虚实、呼应等在园林建筑中的应用，宜掩则掩，宜屏则屏，宜敞则敞，宜隔则隔，抓住精华，俗者屏之，使得咫尺空间，颇能得深意。其六是“传移模写”，即向传统学习。从魏晋开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纡，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咏金谷园之景物，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国，是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把金谷涧的水引来，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养鸡鸭等，真是游玩、吃喝皆具了。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兰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碓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也即是注意写意了。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到写意。例如北齐庚信的《小园赋》，说明了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而宗炳所提倡的山水画理之所谓“坚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这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