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古代希腊的居民能够参加的活动有①观看《俄底浦斯王》的演出②参加奥

6 查阅

生活在古代希腊的居民能够参加的活动有
①观看《俄底浦斯王》的演出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③到雅典卫城去参拜④到麦加大清真寺朝拜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1. 我搜索了一下“十全十美的悲剧”这种说法,都是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2. 亚里士多德《诗学》确实多次提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作为阐述他的悲剧理论的标准范例。3. 亚里士多德出生与384BC,此时三大悲剧家中最年轻的欧鲁彼得斯(Euripides)也已辞世多年。欧里庇得斯去世与406BC, 同年雅典与斯巴达数十年的战争以雅典的惨败投降告终。此后雅典衰落,政府无力提供资金支持悲剧创作,古希腊悲剧走向衰亡。4. 生长于“悲剧已死”的年代的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因为他从来也不了解悲剧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认识,还是出于哲学家喜欢基于自己的哲学体系对诗人指手画脚的天性,还是二者兼有之,他在《诗学》里对“悲剧该如何创造”做了一系列规定(prescription)——而非描述(description):比如悲剧是一个正义的人从好的境况跌落到坏的境况,比如悲剧主角必须是超越普通人的——这意味着悲剧不应该有主要的女性角色,因为女人是劣于男人的;比如悲剧的功用是激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让他们的情感收到“净化“等等。 然而,且不说亚里士多德规定悲剧该如何创作时三大悲剧家都已作古,就算他们泉下有知,怕也只会对这些规定嗤笑。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悲剧,几乎没有哪个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规定的:至少有30%-40%的古希腊悲剧中主角是女性,传世作品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就有Agamemnon, Ipheginia at Aulis, Trojan Women, Medea, Helen, Hecuba, Andromaches, Antigone, Alcestic 等等。 悲剧里的“英雄”从来不是正义的人,而且大多不是很蠢就是杀人狂。要是村子有个怪物,你想让英雄过来把怪物打死,但你不会想要他多停留,否则他就会睡了所有姑娘,杀掉所有人,吃掉所有的面包牛肉奶酪,连篮子都不放过(参见阿里斯托芬尼《青蛙》)。在古希腊悲剧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同时拥有正常的智商和道德观的男性角色,所有勉强能算作“无辜”“可敬”的都是女性角色。 5. 然而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读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这让他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符合他对悲剧的规定的作品。他在《诗学》中十次提到Oedipus Tyrannus, 几乎没有一次说对的。比如他说俄狄浦斯“虽然不是特别的正义或善良,他的不幸却不是他自己的“恶”导致的,而是源于一些错误”(Poetics, 13)——好吧,如果因为一场堵车引发的口角就杀死五个人不算“恶”,那俄狄浦斯自然没有作恶。 亚里士多德还说,俄狄浦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poetics, 14);事实上则是他听信了一个陌生的醉汉那一句“你是个私生子”,和一个别有用心的科林斯人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谎言,以为自己杀父娶母。( 请参见我另一个回答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母弑父应该受到惩罚吗? - 云豆卷的回答) 亚里士多德又说,俄狄浦斯一剧中的recognition 很自然,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的出身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像是刻意安排——听一个不认识的醉汉说“你是私生子”就怀疑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子,回去质问你爸妈,爸妈坚称你是亲生的你还不信,非要去庙里占卜问问,这难道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6. 可就算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似乎也没有说Oedipus Tyrannus 是“十全十美”的。在 Poetics 14 中,他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的剧情结构是“第二好的”——在无知下犯错,之后在发现事实。最好的是在即将要犯错前的那一刹那发现了真相。 7. 但这并不是说Oedipus Tyrannus 就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分析她为什么好是部太大的工程,我这种没上两门课的水平也不够。我就提一点:古希腊认为戏剧家有教化人民的职责,悲剧大多是有政治含义,是剧作家与他当时的观众的对话。理解古希腊戏剧的精微之处,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则不能理解戏剧家究竟想教导给他的同胞邦民的是什么东西。 这几天在重读古典学家F. Ahl 的Two Faces of Oedipus, 觉得里面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也是中国读者经常忽略的地方: Oedipus Tyrannus 讲的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曾经帮助城邦解决一次危机的领袖,因为无法化解新的危机,而被当作带来瘟疫的罪魁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统治者的倒下(Oedipus)和另一个统治者的崛起(Creon)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民忍受瘟疫的摧残,却失望地发现统治者还在内斗,却不知道该支持谁的故事。而索福克勒斯这部剧在雅典上演的时间大致在429-425BC之间。雅典于430-429 BC年曾爆发伤寒病,又于427年复发。而雅典伟大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伯里克利(Pericles),也正是于429年死于瘟疫。 而在伯里克利去世前一年,另一种在古希腊社会里常被称为“瘟疫”的灾难爆发了——城邦内战: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斯巴达的借口是要惩罚一百年前犯下渎神之罪的雅典人的后裔——其中就包括伯里克利。 斯巴达试图通过这种propoganda 让雅典人认为伯里克利是导致这场政治“瘟疫“的罪魁。而伯里克利晚年影响力衰退时,雅典政治界有一颗崛起的新星,一个伯里克利的政敌——他的名字叫Cleon.所以索福克勒斯面对的观众,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在遭受瘟疫折磨,或刚刚经历了瘟疫的折磨;他们刚刚失去他们爱戴的领袖,或者即将失去他们爱戴的领袖——而这个领袖还被指控为导致瘟疫的元凶,他身边还有一个名叫Cleon 的政敌环伺于侧。索福克勒斯给他们讲的,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折磨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失去曾经爱戴的统治者的故事,也是个关于这个统治者如何被”定罪“、被”证实“是导致瘟疫的”诅咒“的故事——这个统治者身边,同样有一个叫Creon 的竞争者等着接替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