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界限的论战是()。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宣扬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薄税政策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他们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欲救中国，免除民族灾难，只有坚决推倒清朝专制政府，指出“满洲去，则中国强”。针对改良派曲解革命派“排满”口号是“种族复仇”的谬论，革命派申明“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扼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二、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认为：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云云，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因为“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是人人具有的。而“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时代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十分迅速的。改良派强调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只能行专制，实际是继续贩卖“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罢了。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他们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有的针对改良派的指责明确地回答：“知吾国经济现象之不足恃，而当消患未然者，则社会革命不必行之说破；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指实行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而外资无足忧者，则社会革命不可行之说破；知国有土地主义，其定价买收方法更无驳论者，则社会革命不能行之说亦破。”个别激进者甚至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由此才造成人民的极端贫困。认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否则就必然造成“地权之失平”以及“人权之失平”，所以“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既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具体办法是消除私人对“天然生产力”即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