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熟,天下足描绘了我国千百年来南粮北运的历史。但是,目前这种格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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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熟,天下足”描绘了我国千百年来“南粮北运”的历史。但是,目前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长江流域产区由20世纪70年代的30%下降到90年代的11%,而东北松辽产区则由20世纪70年代的11%上升到90年代的32%。据此完成1~2题1、与东北松辽产区相比,长江流域产区粮食生产的优势条件有[ ]
A.农田土壤肥沃
B、耕地面积广大
C、水热资源丰富
D、复种指数较高

2、导致长江流域产区对全国粮食增产贡献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有[ ]
A.非农业用地比重上升
B、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下降
C、所产粮食大量出口
D、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漕运,在秦朝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皆为国之“要政”。漕运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含义,主要指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过水道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资运至京城,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费。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身功能的拓展,漕运的含义也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性。漕运是集权政治和小农经济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导致统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全国性统治中心的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官僚体系的形成、庞大军事体系以及全国性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一变化促使王朝必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供应体系。然而,以农立国的经济特性,使得统一的集权王朝在建立物资供应体系时,不得不面对广泛而分散的小农经济。集权政治有效地使小农成为赋税与摇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国家的生存基础。这是漕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作为一项大型的粮食征运活动,随着漕运制度的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用途日益广泛,漕运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漕运重心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化格局;二是漕运与中国社会形成越来越紧密而广泛的关系,日益渗透到社会的诸多领域。秦汉时期,定鼎西北长安,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在北方,关中和山东最发达,漕粮多半取之于这两个地区,漕运则经由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方向是由东至西。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初步阶段,漕运体现出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的特征,漕粮多为军用。唐宋时期是漕运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两代,仍定都北方,但由于南方经济的兴起和北方长期动荡的社会环境,漕运中心逐渐南移,尤其是到了唐代,漕粮征派日益依赖南方,漕运方向由东西向转为东南、西北向。而此时大运河的开疏工程,也使得它在漕运和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功能逐渐显现。北宋设都汴梁,以汴河、黄河、惠民、广济四河进行漕运,其中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漕运方向大体也是东南、西北向。由于运河的开通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成为漕运的重心。这一时期是漕运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成法、固定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元代定都大都,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采用海运的形式运输漕粮,但大运河仍为河运南方漕粮的唯一水道。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漕粮绝大部分征收于南方,运河成为唯一的南漕北运的河道。这一时期,由于历代的积累和统治者的重视,漕运制度不断完善,漕运的组织、机构、政策十分严密和健全。在漕运方向由东西向到南北向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尤其是经济重心由北至南的迁移过程。秦汉时期北方农业经济在全国遥遥领先,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宋代“苏湖熟,天下足”谚语流行,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新谚流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这种发展轨迹与特点,在漕运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漕运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大运河时代,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在经济领域,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之区;而应漕运之需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漕运对于商业经济的促动作用尤其突出。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附载“土宜”的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商品流通。在经济领域,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也成为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