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一个如此特别的职业——每个人都需要他们，每个人都见过他们，但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工作状态所知甚少，对他们的生活和困惑更是无从了解。正因为这样，一个名为“急诊室女超人于莺”的微博，在网上迅速走红，不论明星百姓，都乐意成为她的粉丝。哪怕记录鸡毛蒜皮的小事，粉丝们都热情转发，这背后的隐秘动机，恐怕是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公众窥探医生心态的强烈愿望。
从业前十年的“小医生”阶段，是医生生涯中最“悲催”的过程，高劳动强度、低报酬是所有“小医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不过，除了这些，当下中国的“小医生”们，还有特殊的困惑：面对不受尊重的社会评价和充满风险的职业未来，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
超人、非人
上午11点，上海仁济医院的电梯里，两位正在这家医院做实习医生的同学巧遇。女同学手里拎着洗漱用品。
“夜班？”男同学问。
“是啊。刚洗好澡准备回去休息。昨晚太幸运了，足足睡了6个小时，没什么事。要是轮上值急诊班就惨了，别想睡了。”女同学回答。
“唉，那个悲惨的人就是我呀，昨晚就只睡了2个小时，好几个急诊。”男同学无精打采，一脸倦容。
这样的对话，并没有引起电梯里其他患者和家属的注意，他们要操心的事情很多：能不能挂上专家号、几点钟能见到医生、疾病几时能好、要花多少钱……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医生和患者站在同一部电梯里，互相之间却不理解、不信任。”医生培养周期比别的职业长很多，工作的辛苦程度也要高很多，但大多数病人，仅仅将医生看作一部精密运行的仪器，他们不能出错，也没有理由倦怠。
上午10点，卞正乾医生强打着精神，眼皮却在打架。他是前一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的，共做了5台手术，在值了24小时的班后，“不幸”又排到当天下午有3台手术。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以上、上8台手术后，才能回家吃饭休息。“别担心，手术台上精神高度集中，绝对不会犯困的。”
从医近十年，卞正乾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作息规律，练就了“超人”一般的工作精力。即使不遇到值班，“朝九晚五”对于卞正乾也是奢侈的，一周下来，能完整地休息一天他就很满足了。
现代社会中，像医生这样对智力、知识储备和体力都有着超高要求的职业，恐怕已经不多见。医学生周文婷告诉记者，她就读的医学院，是复旦大学唯一还保留有通宵自习室的校区，每天晚上通宵教室都坐满人。小医生蒋仕林离开学校已经3年，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读书期间，看书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学习过程长、劳动强度高、责任重大，付出不比别的职业少，但在青年阶段，医生的收入却要比别的职业低很多。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当医生的学历门槛是博士，一般学习时间需要10年，“小医生”们的年龄一般在30出头，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如果在别的行业中，同样学历或同样年纪，一些人进入管理层，没当领导的至少也已经“资深”，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刚工作那几年，去参加了几次高中同学聚会，后来都不愿意去了。人家讨论买房买车，晋升仕途，我却拿着可怜的收入值夜班、读书、考试。”31岁的小医生徐文停难为情地介绍自己的“家底”：房子首付是父母帮忙的，房贷要靠老婆还，“没地位啊！”“小医生”看似已经进入职场，实际上生活内容跟在大学里差不多，他们除了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日还要看书、进修、准备各种考试。
辛苦又清贫，“小医生”的真实生活，不太容易被“外人”接受。因此，不少“小医生”选择与同行结婚，以便互相体谅。
两个世界？
小医生们苦叹职业辛苦，他们自认为任劳任怨，努力用学识帮助患者解除痛苦。但在一些患者对医生的想象中，他们却是另一副相貌：冷漠、不负责任、只想赚钱。
在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延续多年后，医生和患者，仿佛变成两个世界的人，互不信任，也愈演愈烈。
六七年前，卞正乾曾抱着满腔热情，试图通过拍摄一部小电影，来让更多人了解小医生。那时候卞正乾刚做医生两三年，经历和目睹医生事业的种种现状后，他觉得“有话要说。”毫无影视经验的“小医生”卞正乾，带领着4名实习医生，着手拍摄。当时，医患矛盾已经是社会上热议的话题，医生形象的恶化也已经出现。因此，医生自拍医生故事《白领日志》的消息，很快成为新闻事件。
《白领日志》中，4名医科学生到医院实习，刚开始时，大家都对医生职业充满理想，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但真正进入医院后，医学生们发现，这个职业对专业能力要求那么高，而患者对医生的尊重却那么少。实习结束，4人中只有一人留下当医生，其他人要么到医药公司，要么继续读书，要么出国。卞正乾说，虽然现实中医学生做医生的比例，要比影片中高很多，但的确有很多人，因为职业环境而放弃医生职业。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名在中山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实习的医学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此后，他放弃了医生道路。
医患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感，经过多年的累积后，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一名在眼科实习的医学生，甚至见过有患者用录像机把就医过程拍下来，理由是万一出了事可以拿出证据。
医生倪诚有过更加“离谱”的经历。一位高龄患者病情危急，经过抢救保住了生命，再次病危时，医生准备抢救，而患者家属却坚决不愿抢救。倪诚问家属是什么原因要求放弃抢救。家属回答：你们把我母亲抢救回来，住在医院，不就是想多赚几天的钱吗？
抢救结束后，倪诚把费用清单递到家属手上，所有自费的费用只有一千多元。让倪诚痛心的是，只有拿出这样的证据，患者家属才会相信，医生抢救病人，是职业上最起码的要求，与赚钱无关。
医患之间重塑信任和理解，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白领日志》在网络上播出后，只在医生圈子里引起一定的关注，由于专业性上的缺陷，普通观众很难去认真观看这样的电影。更重要的是，真正要改善医患关系，依靠文艺作品的沟通恐怕杯水车薪。
优秀人才逃离医科
目前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以及层出不穷的伤医、杀医事件，给准医生和小医生们以沉重的打击。今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生王浩，被一名17岁的患者杀死。不久，北京又接连发生患者刺杀医生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动摇着医学生和小医生们做医生的决心。一名小医生告诉记者，丈母娘在看到这些新闻后，劝他改行。
职业环境恶化影响医疗人才储备——这句话在10年前或许只是一种猜测，但现在，猜测可能正在成为现实。
医学院校生源的变化，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记者通过上海市几所重点大学医学院学生了解到，最近几年，这些学校医科录取分数变化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学生们认为，重点高校毕业后就业前景更好。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庭环境较好的学生，愿意读医科的越来越少。
蒋仕林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这所老牌的医学院校里，学生家庭情况大多是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家。按照他的分析，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大多因为医科学业太苦、回报太少，而不愿意报考。
教育周期长，是医学专业的特点，所有国家的医生，都要经历漫长的艰辛过程，才会获得职业上的成就。因此，一些国家医科学生，往往家境不错，才能负担他们长期的培养成本。普通家庭子女就读医科，家庭自然会对子女的经济收入有一定的期待，而一旦收入过低，同时在社会尊重上得不到补偿，很多医学生可能就会选择改行，从事回报更高的职业。
如果说重点高校生源近几年变化不大，那么，一般医学院校的生源情况，就已经显现出一些变化。记者查阅山东和安徽两省各一所“二本”医学院的录取分数记录，2009年、2010年、2011年3年中，这两所学校在本省招生的理科分数平均值，都呈下降的趋势，而理科生通常占医学院校生源的绝大部分。
近期在复旦大学医学院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华东分赛区）”上，记者对参加活动的几所医学院校带队老师进行了简单的调查。提起目前医疗环境、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的影响，多位老师表示非常担心，一致预测医学院校生源素质的下滑，是必然的趋势。同济大学医学院一位老师则表示，医院优秀医生后继无人的状况，恐怕很快就会出现。
复旦大学团委调研部也注意到了医患关系对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影响，他们就“医患关系如何影响我校医务青年”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医学生和青年医生普遍感到，医生职业风险很大。多名医科实习生在调查中描述，他们工作中曾见过医务人员被打，闹病房、砸诊室的情况时有发生。有实习医生表示，在目睹备受学生尊敬的资深医生被打后，他们感到工作中缺少安全感，而且对医生职业深感失望。一些被调查的学生表示，将来选择科室时，更希望去风险小、纠纷少的科室。
“现在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是性命攸关。”周文婷读医8年，即将成为一名医生。她告诉记者，当年报考医科，是觉得医生职业崇高。大五时第一次进医院实习，医生的工作环境，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实习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她动了出国的念头，甚至已经着手各种考试。但最后，周文婷还是留了下来。她自己分析说，对医生职业最原始的向往，最终促使她跨入这一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不过，周文婷也知道，精神上的坚持，很容易被残酷的现实动摇。
代谁受过？
追溯医患关系紧张的源头，是医疗事故、医生收红包、过度医疗、开大处方等新闻的频繁曝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所有医生都承认，医务界的确存在这样丧失职业道德的医生，但因为这些人的丑闻就判定所有医生唯利是图，让他们觉得很委屈。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患者从见到医生的第一秒开始，就已经预设医生的“恶意”，因此，医生们不得不万分小心，保守谨慎。但医学是如此特殊的专业，科学对疾病的认识如此有限，很多治疗不可避免充满风险，医生的过分保守并不利于治疗。小医生们更是受这种紧张关系之苦，卞正乾回忆自己刚做医生时，老医生们会鼓励自己多尝试，而现在的老医生带小医生，提醒最多的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缺少练习的机会，医生成熟的过程也被拉长。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在医生看来，大多数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患者的错，医生和患者都是代人受过。
患者对治疗效果期待太高，是引发医疗纠纷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周文婷在实习中目睹了一次纠纷产生的全过程。一位外省患者因为眼部疾病到上海著名医院求医，因为家境贫寒，患者病情拖了很久才就诊，情况已经非常危险，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失明。医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术后，患者恢复到模糊视力。但半年后，这名患者找到医院哭闹，称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眼睛，他现在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这样的家庭，到上海做一次手术，可能花光一家人多年的积蓄，如此大的代价，让患者对手术效果的期待是恢复到过去的视力。周文婷说，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医疗技术是有限的，面对这样的故事，医生也很无奈。
更多的纠纷，是因为“看病难。”“患者排了一个上午的队，到医生这里可能只有几分钟时间问诊，病人自然不高兴。”周文婷认为，患者的抱怨可以理解，但医生也不是故意缩短时间。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好医生、好技术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使得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能够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事实上，患者的怒气，也许只需要医生多几分钟关切的交流就能够化解。因为医务人员态度而引发医患纠纷的情况在三甲以下的其他医院会好很多。徐文停和蒋仕林是上海建工医院的骨科医生，在这家企业办的二甲医院，患者人数相比三甲医院要少，医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详细与患者交流。“术前谈话至少半小时，有的时候一个病人就要谈很久，把风险、预后都交代清楚。跟患者讲得越多，他们越能理解手术，也越能理解医生的工作，他们会感到医生是跟他一起努力解除病痛。”
患者很容易将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因为唯有医生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而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原因，患者看不见摸不着，无从责罪。这一点，医生们自己也很理解，“我生病看医生时，也觉得排队很长，医生很冷漠。”
患者怕医生不负责任、开大处方；医生怕患者无理取闹甚至动刀子——医患关系到今天，似乎已经走进死胡同，而这样尴尬的境地，给年轻医生的培养，带来莫大的阻碍。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我们老了，到哪里就医？我们的孩子又到哪里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