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个冬夜,我狂奔过日本东京繁华的新宿街头,寻找一个名字奇怪的私人美术馆,只为一幅画。
这家东京安田火灾东乡青儿美术馆,只剩闭馆前的最后30分钟。满头大汗的我急切寻找,终于看到被一幅大画独占的白壁。
这座美术馆藏有文森特·梵高现存七幅《向日葵》真迹之一,作于1888年。对很多人而言,去看它是一种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轻轻在它面前坐了下来。隔着玻璃,金黄的花瓣张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刚进大学时,经历过“中国式教育”的我,只希望以后能赚钱,越多越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写历史主观问答题能拿高分,却不知道未来的生活。直到我真正遇到梵高先生。
大二的一个晚上,清华老图书馆鲜有人到的顶楼,放映了一部梵高的传记影片。
那是一个魔法时刻。片子都是景物,梵高眼中的欧洲街道、乡村原野。全片都没有出现梵高本人,只是在画外音中念着他给弟弟的几百封信。
坐在银幕前,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画家说话:“亲爱的提奥,从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极了。白杨林中有一条小径,白杨的苗条树身带着纤细的枝蔓,以优美的姿势,出现于灰色的傍晚天空之上。水中间是一座古老的仓库,寂静得好像以赛亚书里‘古老池塘中不流动的水’……”
在我的家乡,大人口里羡慕的成功,都是哪家企业老总、哪个书记局长、哪所大学的教授。我和我的很多同学,虽然不喜欢,也只知道这种活法。但是,梵高完全不一样。
看完影片,当我走出老馆,迈下石头阶梯时,夜空飘起点点小雨。忽然间,图书馆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能听见了。世界顿时变大了。梵高就在空气中,他问我:“你知道自己一辈子想做什么吗?你知道怎样才是不辜负生命吗?”
我骑车到学校超市的花摊,那里没有向日葵,却有四种颜色的非洲菊,金黄、肉桂红、粉红和大红。我带回寝室去,送给室友每人一朵。它们都被插在书桌前,怒放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看了梵高的书信集,才知道,他是一个普通人,原来也可以平凡挣钱度过一生。
他出生于荷兰乡村,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传教士。但这个艺术门外汉下了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
他拼命练粗糙的笔,练眼睛,练某种忠诚。到最后他越来越依赖艺术对艰难生活的净化,所以越来越多采用纯粹的明黄。那是最丰盛、最纯净、最透亮的阳光,好像可以净化所有的苦。
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了一个离家近、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寝室的婧婍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一句瑞典语也不会的她,孤身到瑞典念大学。不是斯德哥尔摩,那个地名谁都没听过,叫乌普萨拉。
那年后,“毕业后修行一年”、“辞职去旅行”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新名词“间隔年”也慢慢被社会接受。网络上一些年轻人讨论的未来也不再是升官发财,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轻追点梦”,让自己不后悔。
我们愿意过一种火焰燃烧般的生活。我想,没有梵高,我们不会这么勇敢,爱生活,爱尝试。
之后一晃两年,我不时收到寄自法兰克福、柏林、马德里的明信片。我知道婧婍背着包几乎走遍了欧洲,甚至,她还到了北极圈内。利用“沙发冲浪”的社交网络预约,她凭诚信睡过很多陌生人的沙发,和不同语言、肤色的朋友们萍水相逢,把酒言欢。在马德里参加项目时,宿舍窗外就是湛蓝的海,她可以跳下去游一圈再上来吃早饭。
我也没落后于她。我独自去过了国内20多个省的44个市,不少是农村和山区。每到一个城市,我不会去名胜景点,会在寻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弯,抬头炊烟,低头落花。
安徽的田埂、台州的公路、贵州的山沟,我都在“摩的”后座上风驰电掣。去年夜进云南矿难的山村,紧张地把黑车的车号发短信给主编。今年12月进大凉山,10个小时被颠得内脏挪位。穿越寒风和暗夜的拼命,是生命满意的活法。
我们也都会疲惫。梵高在信里承认:“我快到40岁了。对于情况的变化,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的,我的理智已经垮掉了一半。”
1890年,当梵高离开这个世界时,他37岁。生命总是短暂,但他做到的事如此伟大。请容我引用一句泛滥的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
梵高在信里说:“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
而当年手拿非洲菊的四个姑娘,已经分散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时常奔波赶往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婍在瑞典,12月刚换了新工作。和我床相连的何婧飞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亚高原,睡对角线的曼桐还在下雪的纽约奋斗。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葵面前静静望了30分钟,直到微笑的白发馆员用日语招呼我离开。本以为见到真迹会激动流泪,但我最后却只是回头笑了一笑。
我想,我们都在燃烧生命呢。向日葵丛中的梵高叔叔,你满意吗?
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
浏览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