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去年年底的“杀人事件”，57岁的刘春海现在应该会跟着侄子程大伟、儿子刘连成出海捕鱼。
2012年4月入春，停靠在张见渔港的百艘渔船就纷纷出发了，男人们解下拴在石墩上三个月的缆绳，昂扬地将船驶向大海。岸边，女人们一边择虾、补网，一边期盼着男人这一年能有个好收成。
“满载而归”的红色旗帜飘在每艘船的上空，船头的红星和“一帆风顺”十分醒目，甲板上立着数十根鱼竿，每根都系着红旗，这一切让即便老旧的渔船都显得精神抖擞。
程大伟、刘连成和他们的妻子都曾是其中的一员，但去年发生的一起悲剧，改变了一切。
2011年12月12日，程大伟的“鲁文渔15001号”渔船因涉嫌非法捕捞，在黄海海域与执法的韩国海警发生冲突，导致一名海警受伤，一名海警(李清好)身亡。事后，韩国警方对9名中国渔民签发逮捕令，其中，程大伟涉嫌杀人罪，跟随表哥驾驶“辽葫渔35430号”的刘连成，罪名则是涉嫌非法捕捞和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
4月19日，程大伟被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判处30年监禁，并处2000万韩元()罚款，其余8名船员与“辽葫渔”号船长刘连成被处以18个月到5年监禁，并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
“再放一网就回家”
2011年冬天，“鲁文渔15001号”和“辽葫渔35430号”孤独地漂流在距离山东石岛100多海里的位置。
两艘长三十余米、两层楼高的渔船停在岸边尚显高大，一到汪洋中便只如落叶，随浪起伏。更多时候，木质的“辽葫渔”跟在铁皮船“鲁文渔”身后，寻求庇护，但这种安全感不过是心理上的慰藉，如果海浪席卷，两艘兄弟船都将被吞噬。
临近冬至，每隔三四日，海上就会刮起八九级风，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甲板上都冻了一层冰，船上负责撒网收鱼的小工蜷缩在角落，穿着救生衣防寒。
两艘船上分别有8名和9名小工，最大的57岁，最小的26岁。他们大多和刘春海一样，消瘦憔悴，由于常年海上风吹日晒，从面庞到脖颈的肤色全部黝黑，耳边的皮肤都被吹皴裂了，透着血丝，因常年拉渔网，双手刻下了澡深的伤疤。
小工们一天仅有三四个小时休息，常有人不知不觉睡着。始终要守在驾驶室里的船长却不能睡，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观察风向，寻觅鱼区，以保证每次出海多少能有些收获。
程大伟和刘连成这次离家已有五个多月了。夏末时节，他们就和二十几条家乡的渔船一起出海，头3个月，在山东石岛旁的海域作业，这里的鱿鱼在秋季最大最肥。
当然不是每艘船都有收获。和程大伟一起出发的杨世凯买不起捕大鱼的网，只捕了些小鱼就在8月回家了，另几位船长也在11月前陆续打道回府。临别，船长王尽忠劝程大伟一起回去，程大伟说：“‘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刘春海说，每次出海是否划算，完全要靠运气，看打上来的鱼是否足够支付油费、小工费和来年的置网钱，如果不够，轻易不会回港，回港一次，要花两三万块油钱，再出来，又要两三万。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海风越来越频繁，程大伟还是决定赌最，后一把，“再放一网就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小工们都很高兴。“鲁文渔”号上的杨峰12月9日给妻子高艳丽打电话，说马上就能回家了，5个月没见到丈夫的高艳丽，兴奋地提前几天就忙着准备好接风洗尘的饭菜。
12月11日，海风消停了。
刘春海回忆，程大伟决定这天把船停在三四十海里外的中韩海域边界处，“他们那边的鱼比咱们多一点”。
他们不否认，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程大伟和刘连成的渔船都是流网作业，通俗地解释，渔网放下后随洋流漂泊，通过洋流每隔几小时变换方向的作用，将鱼带到渔网里。他们选择在两国海域交界处采取流网捕鱼，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网从咱这边打下去，然后淌那边(韩国)去，赶上时机好，多挂点鱼之后，再淌回来。”刘春海解释。
傍晚五六点，天已擦黑，两艘船抱着对最后一网的期待，借着“鲁文渔”号上的船灯，把“最后的赌注”放下了水。
快跑，往西跑
12小时过去了，天还未亮，船员们正在准备做点饭菜充饥，突然，有船员看到“黑匣子”上有一个红色小点点正在向他们靠近。不好!好像是韩国的巡逻艇。
两艘渔船迅速并排行驶——根据常年打渔的经验，船体并排能防范危险。他们保持并排的姿势向西——中国方向——行驶了不到六七海里，巡逻艇就追了上来。
刘连成看到被迫上了，就停了船，七八个韩国海警旋即跑上来，呼喊着让船上的10名船员面向一个方向站好。翻译也上了船，要求刘连成将船往韩国方向开。
刘春海记得，船大概向东开了30分钟，韩国海警让刘连成停船，之后，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快跑，往西跑，下回可不能到这下网。”
韩国海警下了船，“辽葫渔”号顾不上“鲁文渔”号，拼命“往家跑”。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一个多小时后，那艘韩国海警的快艇又追了上来，同一批海警又要求他们再次开向韩国方向，大家不敢打听，也猜不出为什么，只好听从韩方的指挥。
最终，“辽葫渔”号停靠在了韩国一个港口。这时是12月12日，入港后，刘连成就被韩国警方带走了。
刘连成再次回到船上，已经是第二天晚上8点。刘春海忙张罗让儿子吃饭，刘连成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连成，你吃点饭啊!”刘春海以为儿子为没打着鱼上火。
刘连成却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哥(程大伟)给人家伤一个，杀了一个，我们吃啥饭啊。”
船上其他人听了，顿时也都哭了，饭菜一直放凉了都没人动。
事实上，当天韩国警方对“鲁文渔”号上的9名中国渔民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船长程大伟的罪名比别人多了一项——杀人罪。
韩国海警表示：“辽葫渔35430号的10名船员涉嫌非法捕捞。在韩国海警登船查扣鲁文渔号过程中，辽葫渔号故意冲撞鲁文渔号，以阻海警。”
但刘春海解释说：我们是“并排行驶”，不是冲撞。
接下来的几天，刘连成每日白天被韩国警方带走问话，晚上再回船睡觉，一直持续到12月16日。他们始终没看到“鲁文渔”号上的任何人。
这一天，刘连成被带走后再没回来，警方带来一名韩国驾驶员，由该人驾驶“辽葫渔”号，将船和船员一起送回中国辽宁。几个月前，两艘船共19名船员从这里出海，计划着满载而归，然后过个丰收年。如今，只有一条船回来了，船长刘连成和“鲁文渔号”上的9名船员都被扣押在了韩国。
失去的渤海
从山东石岛到辽宁省绥中市网户乡，需一天一夜，这里自古结网打渔，于是以“网户”为名。
在刘春海的记忆里，老一辈的渔民，在家门口划上一艘小木船，拉上渔网，便能有收获。“黄花鱼、带鱼、比目鱼……半米长的鱼多的是，”他拉开手臂比划，“捡就能捡到很多东西，螃蟹好几百斤地带回家。”
程大伟自小喜欢打渔。他18岁上船，很快就显露出航海天赋，20岁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24岁时，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成了村里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加成了200马力。
与此同时，张见港的小渔船也都变成了几百马力的大家伙。
渔船变大，过度捕捞便不可避免。
渔民们都知道，每年三四月，鱼从暖和的大洋游过来，游过日本、韩国，其中’一部分会游到中国山东海域，再到渤海湾，它们在这里一直度过夏天，产卵，天冷时再游回温暖的地方。但现在，“鱼没怎么进渤海，就在中间的海里被打没了”。于是，为了能截在别人前面打到鱼，大家都拼命赶在别人前面下网，为了能比别人先捕到，渔船便越换越大。
鱼少船多之外，有20年船龄的老船长杨世凯认为，更致命的影响是海洋污染。“七八年了，海里总有赤潮，一块一块的，海蜇都不长了。”他说。
2011年，蓬莱和绥中的两处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事故。事后，农业部经过检测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河北昌黎黄金海岸、京唐浅港水湾3处近岸地点，都发现与蓬莱19-3油田原油油指纹一致的油污。
更大的污染来自内陆。根据《2008年渤海海洋环境质量公报》，黄河、海河、辽河均流汇入渤海，环渤海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区后，临海工业发展迅猛，更使渤海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状况严重。据报道，2005年，渤海约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2％。
如今，张见港的渔民们，在近海只能捕到皮皮虾，他们因此把船开往山东海域。杨世凯和程大伟也在四年前加入了到黄海打渔的队伍。
然而山东海域的渔业资源也日渐稀少，同时，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都来此打渔，三地渔民常为争地盘发生摩擦，有时发展为武力争斗。
2010年，《秦皇岛晚报》《福州日报》等媒体报道了一场“地盘大战”——为争夺渔政上命名为“25渔区”的地盘，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这场风波并未终结渔民们对资源的争夺。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打渔，有人在深海区海底，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网只要撒下，就会被钩坏。
靠海难吃海
在一般人眼里，船老大乘风破浪，威风无比。但只有在船上讨过生活的人才知道这个行当的巨大风险。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大概是仅剩不多的靠天吃饭的职业，翻船，收不上网，被风浪打坏，或者网放下去后就再也找不着……因此，渔民不可避免都有些赌徒的品性，每次出海都是一场赌博，赢了，满载而归；输了，血本无归。
如今，在这些风险之外，在黄海的中国渔民还面临另一个风险。
从2001年起，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过渡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经济专属区。
程大伟和杨世凯等船长们对这个规定的理解很简单，“去韩国线里捕鱼会有罚款，原来16万，现在涨到22万了”。
中国渔民若想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这个证件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子”。因为韩方对人海打渔的船只数量严格控制，“黑牌子?通过正规渠道很难获得，黑市上偶而可以搞到，价格高达十余万。然而有中国渔船尝试过后还是放弃了。“有‘黑牌子’要求也很严，捕捞时间、数量等都有限制。”杨世凯说，“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
中国海域没有这些规定，但是这里的鱼，不够这么多渔船捕获。
打渔越来越难，但习惯了海上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离开渔船后的生存方式，每户只有2亩地，靠种玉米换大米，只够家里人自己吃。
几年前，程大伟也想过转行。他骑自行车到外面卖毛虾，但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长也考虑过搞水产养殖，但一想到要投入的巨大成本，以及长期培育市场资源，便都放弃了。
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能自己靠海长大，又入了这行，对大海有韧性吧。刘春海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海上艰难地生活。
或许是赌徒心理起作用，2009年末，程大伟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与别人凑了200万，将自己200马力的渔船升级成了400马力的铁皮船。绥中市只能登记木船，程大伟便在山东文登取得了登记号：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
后来，另一方嫌不赚钱，退了股，程大伟一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置一趟网花了38万，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在150万左右，打渔赚的钱，都拿去还了贷款。
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出海，必须打到足够的鱼。
“我自己也在忏悔”
20多年来，杨世凯与程大伟一起出海打渔、出生入死。尽管已经过去5个月，他仍不相信程大伟会杀人。
“大伟的为人，全张见港都是出了名的好。”杨世凯说，“特别正直，孝顺老人，附近村子都知道他。”
程大伟和杨世凯的救人事迹，还被《辽沈晚报》报道过。
2004年9月14日凌晨四点，载着2000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程大伟和杨世凯驾驶的渔船恰好经过，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可能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
4月3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对程大伟案进行了第四次庭审，杨世凯受邀出庭作证，“介绍大伟以往在家的为人”。
在法庭上，杨世凯见到了阔别5个月的程大伟，他说，他穿着绿色棉背心，额头和眼眶还能看到伤痕，但精神尚好。
庭审从早上10点开始，持续了6个半小时，10名中国船员分别对2011年12月12日的情形进行陈述，各耗时20至40分钟不等。
程大伟一再表示自己是自卫杀人。
他说，当时韩国海警奔上驾驶室，自己躲到地下室，里面刚好有把刀，他于是拿起来对冲过来的警察喊：“我有刀，谁也别上来啊!”警察还是向前冲，程大伟拿刀就挥，刺中了一名海警。
杨世凯说，庭审中，程大伟情绪平静，还说，“我自己也在忏悔。”
10名中国船员都向死伤者家属表示了歉意。杨世凯在庭上也先后两次致歉。“代表渔民、肇事者家属和船员，对韩国警方、死者家属和韩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完，他还深鞠了一躬。
程大伟船上的刘德福一直从韩国给妻子杨凤玉写信，3月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时候在家，又该出海了。”杨玉凤看了一直哭，“他再回来，一定不能让他再跟海沾边了。”
从韩国回来后，刘春海也不再出海了，他到城里工地打工，搬灰、和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不能提起这件事，一提就止不住要哭，“连成去年跟我说过打渔太辛苦，他回来了，我再不让他出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