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在北京逝世（1904年4月30日生）。任弼时，湖南湘阴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五至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长征途中，先后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和红二方面军政委。和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作过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3年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49年被推为团中央名誉主席。此后因病休养，不幸英年早逝，终年46岁。?1984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任远远的纪念文章《爸爸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我的爸爸任弼时，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漫长岁月，积劳成疾，在他年仅46岁的时候，患脑溢血，于1950年10月2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才10岁，但爸爸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0年3月，爸爸结束了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回到了延安。就在这一年的12月19日早上4点钟，我出生了。妈妈告诉我，我出世后1小时，爸爸就从杨家岭赶到了中央医院。他高兴地抱起了我，几次想在我的脸蛋上亲一亲，也许是怕那无情的胡子扎着我，几次都没舍得。
爸爸对我们的感情，既是亲子之爱，又是从他的革命职业中产生的。爸爸和妈妈生了9个子女，5个夭折于革命战争年代。爸爸、妈妈还时常想起这些同革命共患难过的孩子。
我7岁时，爸爸为我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让我每天写一张，爸爸每天给我划圈打分。有一次，我写完大字，爸爸正忙着看文件，我把大字本给爸爸，请他为我划圈打分，因爸爸太忙，划了几个圈，就说：“你写完了，去玩吧！”讲完又看起文件了。“爸爸，你还没有打分呢！”我说。这时爸爸歉意地笑了，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并打了分。
在延安时期，医生就发现爸爸的血压很高，但爸爸依然和周恩来副主席一起，留在陕北协助毛主席工作。我记得那时在一天紧张的行军或工作后，晚上爸爸总要到各处去看看，特别是到马圈，向饲养员询问马的情况，并走到马槽前看看马吃草，用手轻轻地拍拍马鼻子。
1949年，党中央迁到北平。这时，爸爸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因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只报告了一部分，其余的只好请荣高棠同志代读。
这次大会后，中央决定爸爸休养一段时间。他常到附近村庄去散步。一次，他看见农民用一种两端开口、像篓子一样的工具捉鱼，便和他交谈起来，问他一天能捉到多少鱼，到什么地方去卖，并问这种捕鱼的工具叫什么。农民说：“我们把这工具叫做‘花篮’。这里有句老话叫‘鱼逛花篮人逛灯’，鱼到花篮里就上当了。”回家后，爸爸还反复琢磨着农民的话，觉得很有意思，说：“可是他们很苦啊，用这样古老的工具捉鱼，人站在冰冷的水里……”
爸爸最愿意听同志们讲民间的生活情况，不时地提个问题，有时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这样说：“不合情况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哩。”
爸爸为人很和气，对谁从不声色俱厉。但他办起事来是很果断的，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延安，江青用各种借口想用布搭一个棚子乘凉，因为那时爸爸是党中央秘书长，问题提到他那里，爸爸就是不批，说：“现在人都没有衣服穿，那有布搭棚子！”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爸爸也要求很严。他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节约水电，电灯要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不要在墙上随便钉钉子挂衣服；窗子开了，一定要钩好，不然风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进城后，我们住在景山东街一所临街的房子里。爸爸的办公室西晒，离马路很近，这对爸爸的工作和休息都很不利。组织上多次要为我们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几处房子，但回来向爸爸一说，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说“那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住太浪费”，就是说“那是一个机关，因为我一个人怎么能牵动一个机关呢！”
爸爸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时候并不多，他事事处处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着我们，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民族对人民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