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陈独秀被捕,陈的潜意识里有“坐牢情结”,因为在他看来,仗剑拯民于水火,就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有一件事让陈独秀颇感意外。当时自陈入狱后,全国各阶层各行各业营救陈独秀成为全国性的浪潮。有两个人也站出来,让陈独秀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均思想守旧,当初恨不得刨陈的祖坟,而此刻却为他说话。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
若干年后,胡适还记得这件事,他在一封给陈独秀的信里写道:“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两位老先生虽然抱残守缺,关键时刻,还是有些侠士义气。正是这种侠士义气,才让人们看到黑暗社会里尚有一线光明,正因为“一点人味儿”,社会还是“人的社会”。
叶公超,民国著名外交家,恃才傲物。鲁迅逝世后,他通宵达旦地读完了鲁迅作品。虽不认同鲁迅的杂文,但十分欣赏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于是,他写就两篇长文《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极力褒扬鲁迅,认为其超越胡适和徐志摩远矣。这引起胡适的嫉妒和不快,胡对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板着面孔告诉胡适:“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与胡适是好友,而与鲁迅没有一点交集。叶能够抛开投桃报李的小圈子,说真话,实属难得。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上课时互相攻击对方,毫不留情。凑巧的是,两个人在北大任教时,正好住在对门,两人相见,并不分外眼红。每次都恭谦客气地互称对方先生,鞠躬作揖,礼让有加。
后人认为,这比“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更有风度和雅量。
民国时期,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真够黑的。可是,侠义之风,犹如点点光亮,难说点亮黑暗,至少给黑暗撕开了几道小口子,让人感觉还是生活在“人的社会”里。
民国侠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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