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我作为中共宝兴县委工作组的成员，正在该县和平乡搞中心工作。当时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穷乡僻壤的宝兴县，会因为出产被誉为国宝的大熊猫而闻名遐迩。当年村民们把熊猫叫做花熊，因为这种“熊”和通常见到的黑熊不同，它竟然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皮大衣，不得不另取名字加以区别。
一天，我正在和几十位当地农民开会，突然村上的两个民兵风风火火地跑来说：“山上下来了两只花熊。”那年代我们并不知道世界上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八个字组成的重量级词组，但却不缺乏好奇心。我立即宣布暂时休会，随着两个大喊大叫的民兵一路小跑着去了事发现场。
远远地，我看见村上的几十个大人小孩正对着向树林深处惊惶奔跑的两头熊猫一边追赶一边吼叫着。熊猫一大一小，大的身高估计在一米以上，小的可能只有40厘米左右，和人类一岁多孩子差不多大小，我猜测它俩兴许是一对母子。那只大一些的熊猫已接近树林，小一点的个头太小力不从心被抛在了后面。当我们十多个身强力壮者也加入到追赶行列时，吼闹的声势更为宏大，吓得小熊猫就近爬到一棵树上去躲藏。此时众人群情亢奋，有的吼叫，有的用石块泥块向树上的小熊猫扔去。小熊猫手足无措，慌乱中竟憨态可掬地抱着脑袋从树上滚了下来，正好滚在大伙儿脚边，当然只有俯首就擒的份儿了。
当地村民都有背背篼出门的习惯，我便以“工作同志”的身份，指派一名背背篼者将这只小熊猫立即背到盐井坪区公所，听候上级发落，因为那里才有电话。
后来，听说电话通到县政府、省政府乃至北京。中央有关单位为此咨询了北京动物园的有关专家，又才层层下达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一、熊猫的住地一定得消毒；二、不要惊扰它，不要让人去参观；三、不要喂它肉食，可喂笋子、牛奶。
20世纪50年代初，干部实行供给制，按规定，不同级别的干部有不同的生活标准。我们县当时级别最高的是县委书记，他可以享受中灶伙食待遇，每月14元5角。而上级给这只熊猫定下的伙食标准竟是每月90元，相当于6个县级一把手的伙食标准？选这无异近乎天文数字，使我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我到区上汇报工作，顺便去看了一下这只熊猫。它正在以往用来囚禁地主恶霸的房间里呼呼大睡，当然这房间用石灰水进行了一番粉刷消毒。因为逮着它的季节笋子已长成了竹子，当地又没有牛奶，县里为此还专门派善于奔跑的县委通讯员翻山越岭步行两天前往雅安带回炼乳罐头供它享用，就像唐朝快马从广东给长安的杨贵妃送去荔枝一样。据临时负责饲养它的炊事员向我介绍，熊猫对炼乳很感兴趣，胃口不错。又过了几天，我再次到区公所时，这头熊猫已大大发福，体重估计增长了5公斤左右。
没多久，北京又下来指示，让把熊猫送到北京。宝兴县的任务是负责把它送到成都，县领导碰了碰头后，县政府办公室通知让我负责这件事。那时宝兴县没有公路，步行困难的人要翻山越岭出门办事，常乘一种由两根粗竹子绑扎而成的叫“滑竿”的简易轿子。于是，我找来几个民工，和他们就运输费用也就是抬滑竿的费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由办公室主任一锤定音，3个民工就七手八脚捆好了一架滑竿，买来一个大背篼算是熊猫的卧榻，准备像解放前抬地主老财一样把熊猫抬到成都。
从宝兴到雅安是90公里，也幸好此时熊猫还未进一步“发福”，3个彪形大汉轮流抬一只五六十斤的熊猫简直是小菜一碟。虽然雨天路滑，山路崎岖，我们还是只用了两天就走到了当时的西康省会雅安市。去省政府报到后，接待者安排我们到一礼堂休息待命。我们一行刚刚坐定，就有不少省政府官员前来看稀奇，包括当时的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
那时，从雅安到成都虽有一条破破烂烂的公路，但汽车很少。西康省政府决定我们一行人继续将熊猫抬到成都，还向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强调安全第一，千万不能让熊猫跑掉了。
我们走到成都时，北京动物园动物征集组组长杨某某（名字忘了）已在省政府等候多时了。由于我是捉获这头熊猫的目击证人，他见到我十分高兴，让我讲述了捉这只熊猫的全过程，并立即对熊猫的身高体重进行了一番检查。
我回到宝兴县不久，就接到杨组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第二天就带着熊猫在新津机场登上一架军用运输机回到了北京，周总理还专程去动物园看过这只熊猫。动物园领导请总理为熊猫取个名字，总理问这只熊猫是在哪里捕获的，回答说“宝兴县和平乡”。总理说：“那就叫平平吧。”1954年，宝兴县永兴乡又捉了一只熊猫送到北京，周总理照此例给它取了个“兴兴”的名字。1955年，宝兴县硗碛乡又送去一只，也按此例取名为“碛碛”。